3.   结果

3.1   队列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和休闲徒步基线资料

表 1显示研究队列基线时的社会人口学特征(n=1 771)。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40岁，其中59%为女性，82%处于已婚或事实婚姻状态，23%为本科及以上学历，49%有子女，44%养狗。

表  1 

基线时队列的社会人口学特征(n=1 771)

变量	%
女性	59.3
平均年龄（标准差）	40.0(11.9)
婚姻状况
已婚/事实婚姻	81.6
分居/离婚/丧偶/单身	18.4
教育程度
中学或以下	39.7
职校/学徒/高中毕业	37.5
本科及以上	22.8
职业
经理/行政人员	15.1
专业人员	27.4
蓝领	17.1
职员/销售/服务人员/其他	23.2
待业	17.2
每周工作小时数
≤19	10.5
20~3 8	26.7
39~59	41.1
≥60	4.5
待业	17.2
每天通勤分钟数
在家工作/≤30	20.7
31~60	23.0
≥61	17.8
多个工作地点	21.2
待业	17.2
工作时身体活动水平
身体活动不足	32.1
定期走动	27.7
活动量适度	15.6
活动量大	7.3
待业	17.2
有子女	49.0
养狗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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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线调查中，参与者每周平均在邻里休闲徒步2次，平均持续时间为69 min。休闲徒步随着迁居而增加，然后逐步稳定，随访第1、3、8年时每周徒步频率/持续时间分别为2.6次/89 min、2.4次/91 min、2.4次/87 min(表 2)。在各个时间点上，每周徒步频率的标准差为2.6~3.0次，存在明显的组间(横向)差异。此外，基线至第1年随访、第1年至第3年随访、第3年至第8年随访的每周徒步频率变化的标准差分别为2.6、2.7和3.0次，存在明显的组内(纵向)差异。

表  2 

各时间点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邻里休闲徒步情况及属性[x±s或n(%)]

	T1 n=1 771	T2 n=1 383	T3 n=1 176	T4 n=541
邻里休闲徒步
每周频率	2.04(2.64)	2.57(2.82)	2.35(2.87)	2.40(3.03)
每周分钟数	69.0(98.4)	89.3(113.5)	90.7(128.2)	86.7(121.2)
客观测量
连通性z值	0.00(1.00)	0.68(1.42)	0.95(1.44)	1.1(1.52)
居住密度z值	-0.00(0.99)	-0.30(0.69)	-0.09(0.66)	-0.10(0.51)
400 m以内有迷你/小型公园(%)a	767(43.3)	810(58.6)	6 56(55.8)	356(6 5.8)
400 m以内有中/大型公园(%)b	781(44.1)	72(52.4)	618(52.6)	294(54.3)
1 600 m以内有地区级/区域级公园(%)c	1 307(73.8)	60(43.7)	5 57(47.4)	337(62.3)
1 600 m以内有海滩(%)	197(11.1)	90(6.5)	75(6.4)	54(10.0)
主观认知
街道连通性d	3.40(0.6 5)	3.5(0.63)	3.56(0.60)	3.62(0.60)
徒步的基础设施及安全性d	3.09(0.57)	3.1(0.53)	3.12(0.52)	3.17(0.54)
交通安全d	3.61(0.76)	3.90(0.64)	3.81(0.59)	3.8(0.60)
社区美观性d	3.48(0.7 6)	3.83(0.69)	3.61(0.67)	3.59(0.71)
治安d	3.52(0.78)	3.98(0.60)	3.84(0.61)	3.80(0.67)
5 min步行可抵达公园	890(50.3)	978(7 0.7)	802(68.2)	368(68.0)
15 min步行可抵达运动场	990(5 5.9)	57 0(4 1.2)	599(50.9)	294(54.3)
15 min步行可抵达海滩	211(11.9)	116(8.4)	94(8.0)	51(9.4)
[注]T1：基线；T2：第1年随访；T3：第3年随访；T4：第8年随访。a：迷你/小型公园= ≤ 0.5 hm2。b：中/大型公园= ≤ 5 hm2。c：地区/区域级公园= ≤ 15 hm2。d：NEWS 5分量表，强烈不同意~强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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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随着时间变化的主观认知和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属性

3个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属性(街道连通性、400m内有迷你/小型公园、400 m内有中/大型公园)在迁居后得到改善，并且在后续的随访中始终高于基线水平(表 2)。所有其他邻里环境属性的值(例如：商店和服务、更大的公共开放场所)在搬迁后立即减小，但是在第8年随访时几乎恢复到基准水平，不过未超过。

在大多数情况下，参与者对街道连通性、徒步的基础设施和安全性、交通安全、社区美观性、治安以及5 min内徒步可抵达公园的主观认知，都在迁居之后增加，且在随访中持续改善(表 2)。在迁居后，对15 min内从家里徒步可抵达运动场和海滩的主观认知减少，但在第8年随访时也几乎回到基线水平。

3.3   休闲徒步频率与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之间的关联

3.3.1   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

增加邻里休闲徒步频率的邻里环境客观测量因素包括离家400 m内有中/大型公园以及离家1 600 m内有海滩(均P＜0.05；表 3，模型1)。平均而言，离家400 m内有中/大型公园的参与者的休闲徒步频率比离家400m内没有中/大型公园的参与者高10%(相对值为1.10，95%CI：1.03~1.18)。离家1 600 m内有海滩的参与者比离家1 600 m内没有海滩的参与者的休闲徒步频率高11%(相对值为1.11，95%CI：1.00~1.24)。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与没有地方级/区域级公园相比，离家1600m内有地方级/区域级公园，则休闲徒步频率降低(相对值为0.92，95%CI：0.86~0.99)。值得注意的是，400m内有迷你/小型公园并不是当地休闲徒步的独立决定因素(均P＞0.05)，街道连通性或住宅密度也皆非其独立决定因素。

表  3 

每周徒步频率与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的联系

	模型1ab 相对变化(95% CT)	模型2ac 相对变化(95% CT)	模型3ad 相对变化(95% CT)
客观测量
连通性z值	1.01(0.99, 1.04)		0.98(0.95, 1.01)
居住密度z值	1.00(0.96, 1.04)		1.02(0.98, 1.06)
400 m内有迷你/小型公园e	1.00(0.93, 1.07)		0.97(0.91, 1.04)
400 m内有中/大型公园f	1.10(1.03, 1.18)		1.03(0.96, 1.11)
1 600 m内有地区级/区域级公园g	0.92(0.86, 0.99)		0.96(0.90, 1.04)
1 600 m内有海滩	1.11(1.00, 1.24)		0.95(0.84, 1.09)
主观认知
街道连通性h		1.12(1.06, 1.19)	1.12(1.06, 1.19)
徒步的基础设施和安全性h		1.02(0.96, 1.09)	1.03(0.96, 1.10)
交通安全h		1.03(0.98, 1.08)	1.03(0.98, 1.09)
社区美观度h		1.20(1.14, 1.27)	1.20(1.14, 1.26)
治安h		1.08(1.02, 1.14)	1.08(1.02, 1.14)
5 min步行可抵达公园		1.12(1.05, 1.20)	1.12(1.05, 1.20)
15 min步行抵达运动区域		1.04(0.97, 1.11)	1.04(0.97, 1.11)
15 min步行可抵达海滩		1.10(1.00, 1.21)	1.14(1.01，1.28)
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指数i	1.01(0.98, 1.03)		0.98(0.9 5, 1.01)
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指数j		1.12(1.10, 1.14)	1.12(1.10, 1.14)
[注]T1：基线；T2：第1年随访；T3：第3年随访；T4：第8年随访。a：所有的模型均调整基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每周工作小时数、每日通勤分钟数、工作时身体活动水平、家庭子女情况和养狗情况。b：模型1，仅邻里环境的客观测量因素。c：模型2，仅邻里环境的主观认知因素。d：模型3，邻里环境的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因素。e：迷你/小型公园= ≤ 0.5 hm2。f：中/大型公园= ≤ 5hm2。g：地区/区域级公园= ≤ 15hm2。h：NEWS 5分量表，强烈不同意~强烈同意。i：迷你/小型公园、中/大型公园、海滩的存在与否(是=1，否=0)，以及街道连通性和住宅密度(z值高于基线中位数等于1，z值低于基线中位数等于0)，范围0~6。j：主观认知存在公园、运动场、海滩(是=1，否=0)，以及主观认知的街道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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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邻里主观认知

与主观认知不可抵达者相比，主观认知离家5 min步行可抵达公园的参与者，其休闲徒步频率增加12%(相对值为1.12，95%CI：1.05~1.20) (表 3，模型2)。主观认知离家15 min步行可抵达海滩的参与者，以及主观认知街道连接性较高、社区美观度较高和治安较好的参与者，其休闲徒步频率较高(均P＜0.05；相对值：1.08~1.20)。主观认知的徒步基础设施和安全性、交通安全以及徒步15 min内可抵达运动场，均非休闲徒步的独立决定因素。

3.3.3   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

在结合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的模型中(表 3，模型3)，模型2中有意义的主观认知因素仍然有意义，但客观测量因素则不再有意义。每增加一个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属性，休闲徒步的频率增加12%(P＜0.01；相对值为1.12)。与此相反，在调整邻里的主观认知后，任何单独的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亦或累积暴露指数，在完全调整模型中都不再是徒步频率的决定因素。在这3种模型中，没有一个邻里环境变量的组间(横向)和组内(纵向)影响估计值有明显差异(结果未显示)，这表明在未调整的时间常数因素中，包括时间常数的自我选择因素，几乎没有混杂因素。

3.4   休闲徒步总分钟数与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的关系

除一个因素例外，当地休闲徒步总分钟数和当地休闲徒步频率与邻里环境因素的关系基本相同，客观测量的连通性即使在完全调整的模型中仍然具有意义(表 3和表 4，模型1)。与频率分析结果一致，在模型3中(调整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因素)，所有从模型2中得到的主观认知因素仍然具有意义，在客观测量因素中，除了400 m内有迷你/小型公园这一个因素，其他客观测量因素仍然是休闲徒步总分钟数的重要决定因素(表 4，模型3)。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参与者相比，离家400 m内有迷你/小型公园的参与者每周休闲徒步减少6 min。相反，主观认知存在公园、海滩，以及街道联通性较高、社区美观度较高和治安较好的参与者，每周休闲徒步总分钟数明显增加(增加的绝对值为7~22 min；均P＜0.05)。每增加一个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当地休闲徒步总分钟数增加约9 min (P＜0.01)。

表  4 

每周徒步分钟数与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

	模型1ab 相对变化(95% CT)	模型2ac 相对变化(95% CT)	模型3ad 相对变化(95% CT)
客观测量
连通性z值	3.29(0.76, 5.82)		0.44(-2.16, 3.04)
居住密度z值	0.48 (-3.38, 4.34)		1.59(-2.28, 5.46)
400 m内有迷你/小型公园e	-3.87 (-9.79, 2.05)		-6.24(-12.11, -0.37)
400 m内有中/大型公园f	7.50(1.55, 13.45)		2.90(-3.10, 8.91)
1600 m内有地方/区域级公园g	-8.38(-14.62, -2.13)		_4.95(-11.31，1.42)
1600 m内有海滩	15.10(4.31, 25.89)		-4.43 (-18.20, 9.32)
主观认知
街道连通性h		8.57(3.95, 13.18)	8.65(3.99, 13.30)
徒步的基础设施和安全性h		4.75 (-0.78, 10.29)	4.70(-0.98, 10.38)
交通安全h		-0.02(^4.41, 4.37)	-0.23 (-4.64, 4.17)
社区美观度h		10.43(6.03, 14.83)	10.44(6.00, 14.87)
治安h		7.85(3.35, 12.35)	7.49(2.91, 12.08)
5 min步行抵达公园		10.03(4.07, 15.99)	9.52(3.37, 15.67)
15 min步行可抵达运动区域		2.44 (-3.27, 8.15)	2.72(-3.09, 8.53)
15 min步行可抵达海滩		19.37 (9.42, 29.33)	21.51(8.59, 34.43)
客观测盘的邻里环境指数i	1.50(-0.82, 3.82)		-0.40 (-2.72, 1.92)
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指数j		8.76(7.09, 10.44)	8.81(7.12, 10.50)
[注]T1：基线；T2：第1年随访；T3：第3年随访；T4：第8年随访。a：所有的模型均调整基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每周工作小时数、每日通勤分钟数、工作时身体活动水平、家庭子女情况和养狗情况。b：模型1，仅邻里环境的客观测量因素。c：模型2，仅邻里环境的主观认知因素。d：模型3，邻里环境的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因素。e：迷你/小型公园= ≤ 0.5 hm2。f：中/大型公园= ≤ 5 hm2。g：区域/地区性公园= ≤ 15 hm2。h：NEWS 5分量表，强烈不同意~强烈同意。i：迷你/小型公园、中/大型公园、海滩的存在与否(是=1，否=0)，以及街道连通性和住宅密度(z值高于基线中位数等于1，z值低于基线中位数等于0)，范围0~6。j：主观认知存在公园、运动场、海滩(是=1，否=0)，以及主观认知的街道连通性、步行的基础设施和安全性、社区美观性、交通安全、治安(z值高于基线中位数等于1，z值低于基线中位数等于0)，范围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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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客观测量和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与休闲徒步的中介关系

由于调整主观认知因素后，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的影响降低，所以可能是主观认知在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与休闲徒步之间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除了在第2个时间点的迷你/小型公园外，其他所有的客观测量因素都明显(尽管大部分为适度)与对应的主观认知邻里环境因素相关(表S1)。客观测量与主观认知的海滩可及性之间的相关性(范围：0.58~0.73)远高于任何其他邻里环境因素。中介分析显示，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与休闲徒步之间的关系是由主观认知因素所调节的。调整主观认知因素后，模型3中几乎所有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的估计值均下降且不再具有意义。此外，当未对主观认知因素进行调整时(模型1)，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与休闲徒步相关，当未对客观测量因素进行调整时，主观认知因素也与休闲徒步相关，因此可以确定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在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因素与当地休闲徒步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4.   讨论

与之前在澳大利亚和北美进行的大量横向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现休闲徒步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受以下因素的影响：客观存在中/大型公园(非迷你/小型公园)、海滩，以及街道连通性(徒步持续时间，而非徒步频率)。然而，在调整对邻里环境的主观认知因素后这些影响减弱。在完全调整模型中，对公园、海滩的可及性以及街道连通性、社区美观度和治安的积极认知，仍然是增加邻里休闲徒步的独立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每增加一个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因素，当地休闲徒步的时间增加近9 min(频率增加12%)。此结果与11国国际身体活动和环境网络研究的结果一致，显示邻里环境主观认知与达到身体活动建议水平之间呈线性渐变关系(Sallis等，2009)。在对未测量的时间常数自我选择因素进行调整后，本研究发现组间横向和组内纵向效应估计值相似。这表明，邻里环境的改变对休闲徒步改变具有纵向效应，也同样具有横向效应。

RESIDE数据的纵向分析显示，在迁移到新址12个月后，那些对邻里环境主观认知有明显改善的参与者，主观认知因素每增加一个(范围：0~14)，休闲徒步相应每周增加2 min(Giles-Corti等，2013)。这项长达8年的随访调查进一步显示，居民对休闲方式(公园和海滩)、街道连通性、治安以及社区美观性的主观认知会影响休闲徒步。此外，随着这些积极的认知因素的增长，休闲徒步可能会不断增加。一项针对RESIDE研究参与者的横断面研究强调了邻里环境质量的重要性(Sugiyama等，2015)。此项研究发现，徒步到当地公共开放空间，与开放空间的花园、草地、走道、水景、野生动物、便利设施、与狗有关的设施和遛狗地区有关(Sugiyama等，2015)。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研究发现，低水平的徒步与迷你小型公园相关，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地方设计标准鼓励创造迷你小型休闲公共空间。因此，为居民提供更大的有吸引力的公共开放空间(Giles-Corti等，2005a；Sugiyama等，2010)，并利用这些空间开展社交、文化和身体活动，可能会对当地的休闲徒步产生积极的影响(de Blasio，2016)。尽管如此，在这项研究中观察到的效果是相对适度的，并且需要鼓励更多的居民开展身体活动。Sugiyama及其同事的研究结果(Sugiyama等，2013)发现，虽然前往公园有助于激励居民保持徒步的水平，但是还需要其他的策略来鼓励身体活动不足的参与者进行身体活动。采用公园身体活动计划(例如徒步团体、公园身体活动计划私教服务、社区音乐、文化活动)鼓励当地居民利用公园，可能有助于居民开始徒步并提高徒步水平。

当参与者主观认知他们住在一个设有休闲场所的地区，如徒步5 min内可抵达公园或徒步15 min内可抵达海滩，会分别增加每周10 min和22 min的休闲徒步时间(见表 4)。对于客观测量的公园和海滩可及性，在未经调整时具有相似的影响；然而，当主观认知因素添加到模型中时，这些结果减弱。这些发现证实了Bauman及其同事所报道的“沿海效应”的观点，他们发现生活在沿海郊区的居民达到身体活动推荐水平的可能性比非沿海地区的居民高27%(Bauman等，1999；White等，2014)。“沿海效应”说明在沿海居住的人可能身体活动水平更高；然而，本纵向研究表明，海洋的吸引力也可能会鼓励那些身体活动水平不高的人参与更多休闲活动。虽然我们没有进行调查，但对于河流和湖泊沿岸的徒步路径可能会有类似的发现，这将为更多的居民带来愉快的休闲机会。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有必要通过制定政策来促进人们享受愉快的休闲机会。这包括在海滩附近建造经济适用房，以及沿其他水路(如河流和湖泊)开发人行通道。然而，休闲场所(例如海滩)获取的不平等性可能通过确保人们获取高品质的大型公园而降低。虽然影响很小，但我们发现进入一个当地的中型公园，而不是更小的迷你公园，会影响休闲徒步的水平。因此，在附近没有海滩或其他水路的地区，需要额外的资源来设计、管理和维护高品质的社区公园。在欠发达地区，这可能产生重要的协同效应(de Blasio，2016)。例如，苏格兰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对绿地的接触会降低欠发达地区居民的主观认知和客观测量的压力水平(Roe等，2013)。然而，重要的是，这些公园必须得到很好的维护，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另一项RESIDE横断面研究发现，混乱的公园(例如：涂鸦、垃圾和破坏行为)会抑制休闲徒步(Sugiyama等，2010)，而英国的一项研究则认为，公共开放空间维护不当可能会导致欠发达地区人们心理健康水平降低(Mitchell和Popham，2007)。许多途径能解释这些发现：公园维护不良的地区可能会受到人们批评，且会被居民挪作他用，同时也可能增加居民的恐惧程度。这两个结果都不利于居民的健康和福祉。

我们之前的研究已经显示，休闲场所对徒步具有潜在益处，并且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对居民徒步的影响所引起的(Giles-Corti等，2013)。社区美观度与休闲徒步具有良好的相关性：绿化植被丰富且带有高品质开放空间的郊区可以提供富有吸引力的休闲场地和休闲路线，两者可以激励更多的休闲徒步，是身体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Sugiyama等，2012)。很多证据表明，公园的品质是鼓励徒步的关键因素，而混乱的公园(Foster等，2012)和高速的交通(Kaczynski等，2014)则是阻碍(Sugiyama等，2010)。鉴于各种公共开放空间对于增加身体活动的重要性(Giles-Corti等，2009)，不应只关注成年人的需求而忽视对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和福祉的影响，系统性的观点亟需得到重视。

本研究是最早显示街道连通性与休闲徒步之间联系的纵向研究之一。街道连通性z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每周休闲徒步增加3 min。这同时证实了横断面研究结果，即生活在街道连通性高的地区会促进人们参加更多的公园活动(Kaczynski等，2014)。虽然我们发现迷你小型公园会减少休闲徒步，但其他研究发现公园的存在(甚至是小型公园)与街道网络的连通性之间存在相互作用(Hooper等，2015b)。居住在连接街道更多的地区的人们能够更方便地访问公园等本地休闲场所，因为连通的街道网络越多，到达目的地的路线越直接(Hooper等，2015b)。

本研究结果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分重要，尤其是增加绿色空间可及性以创造促进健康的弹性城市。我们的纵向分析表明，小型公园的存在与本地休闲徒步的持续时间(而非频率)呈负相关。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因为拥有更多设施的大型公园会更加有趣，会为用户提供更多的活动机会和类型。与小型公园相比，大型公园可能会促进居民徒步更远的距离前往公园，并在公园滞留更长时间，且大型公园拥有更多的便利设施来鼓励居民在公园进行更多活动。尽管小型公园对某些人群(例如，有家长陪伴的儿童、老年人、中心城区的居民)可能很重要，但不会促进当地居民参加更多身体活动。然而，在只有较小的本地公园的地区，特别是在街道网络连通能形成多条替代路线的地区，可能会产生一个小型本地公园的网络，创造有吸引力的休闲徒步路线。这样的网络可能会促进形成积极的邻里认知，而本研究表明积极的邻里认知是休闲徒步的决定因素。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居民休闲徒步较少，考虑到改造现有社区存在挑战，此类干预值得探索。然而，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探讨小型公园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如果有的话)，以及小型公园的品质对身体活动和心理健康的影响(Francis等，2012)。与此同时，鉴于全球城市呈指数级增长以及全球范围内扩大公共开放空间的目标，我们的纵向和横向的研究结果都表明，更大的开放空间可能比提供多个小型公共开放空间更有益处(Sugiyama等，2010，2015)。

本研究结果显示，每一个客观测量的邻里环境属性均与每周休闲徒步的小幅增加有关。然而，当考虑到它们的组合效应时，相关性可能更强。我们发现，每增加一个邻里环境的主观认知属性，每周休闲徒步增加9 min(频率增加12%)。这表明改善邻里环境的一个属性可能对居民的整体徒步水平影响较小(Hooper等，2015a，2015b)。相反，休闲徒步可能受多因素的联合影响，即高度的街道连通性、安全且有吸引力的街区、较大的公共开放空间。此外，个人的态度和能力以及社会环境不容忽视。之前的研究发现，个人、社会和建成环境因素同样重要(Giles-Corti和Donovan，2003)。因此，需要组合干预策略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当地的徒步水平，单靠一个有吸引力的公园可能不足以改变居民的行为(Sugiyama等，2013)。鼓励人们更多地使用公园和鼓励身体活动不足的居民使用当地设施，这样的干预措施是有必要的。未来的自然实验可能会调查邻里环境变化对休闲徒步的单一和综合影响，以及通过实施政策来鼓励居民更好地利用当地休闲场所所带来的额外益处。此外，需要研究邻里环境变化对身体活动其他方面的影响，更好地了解邻里环境属性对休闲性身体活动(与交通性身体活动相比)的潜在利弊(如果有的话)，以及当地邻里属性是否鼓励成人、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其他类型的身体活动。

中介分析结果表明，参与者对邻里环境的主观认知会影响邻里环境的客观测量因素与休闲徒步之间的关系。然而，在本研究中，不是所有邻里环境的主观认知因素(例如社区美观度和治安)都有相应的邻里环境客观测量变量。因此，未来的纵向研究应考虑包括治安和邻里吸引力方面的主观认知和客观测量因素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结果并未显示邻里环境的客观测量因素不是休闲徒步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反，研究证实个人对环境的主观认知比环境本身更会成为行为变化的影响因素。因此，邻里环境的主观认知对徒步行为的影响更大。然而，实际的邻里环境可能会影响这些邻里认知(Giles-Corti和Donovan，2002；Giles-Corti等，2005b)。希望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干预措施应针对人和地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身体活动水平(GilesCorti，2006)。

5.   研究的局限性

在第4次调查中，参与者受访率偏低，存在潜在偏倚，这可能是由于此次调查离前一轮调查时间间隔较长导致。失访的参与者主要与以下人口学变量有关：年轻人、男性、家中有孩子，但与先前的徒步行为无关。此类的失访模式(有条件的协变量)被称为随机完全缺失。我们的纵向重复测量模型在估计这种失访模式时没有偏倚，前提是在模型中包含了与失访相关的协变量(作为随时间变化的协变量)，并且没有其他未测量的与失访相关的协变量(Fitzmaurice等，2012)。

由于各时间点上数据不全，因此这项研究无法检验其他相关客观测量的建成环境因素的影响。例如，未来的研究应考虑评估人行通道长度、交通暴露、公共开放空间品质(本次研究仅在2个时间点测量，而非4个时间点)、邻里绿化和休闲徒步地形的影响。这项研究也受到未测量的时变因素(如身体健康状况)的混杂影响。最后，研究地点澳大利亚珀斯的生活质量较高、人口密度低且具有地中海气候。因此，研究结果可能无法代表其他不同气候条件、低收入和中高密度城市。例如，走路模式往往因邻近地区的不利因素而不同，与相对发达的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往往较少进行休闲徒步，而更多进行通勤徒步(Miles等，2008；Turrell等，2010，2013)。此外，低收入居民面临更多潜在的休闲徒步障碍，例如犯罪和骚乱，社区美观度低和维护不当(Foster等，2011，2015)，交通拥堵(Giles-Corti和Donovan，2002)。特别是骚乱往往集中在非住宅用地(例如商店和公园)附近(例如，商店和公园)(Perkins等，1992)，所以即使这些区域的进入权是公平的，但这些空间的品质也是不同的，因此这些地点不可能成为徒步场所/目的地。

6.   结论

纵向重复测量研究相比横向研究可以更有效地评估建成环境对休闲徒步的影响。主观认知的邻里环境吸引力和安全性会影响休闲徒步，且这种影响随积极的主观认知增加而增加。提供更大(并非更小)的公共开放空间以及街道连接性会促进休闲徒步。在公园较小和街道网络连通的地方，可通过创造小型公园网络来鼓励休闲徒步。这些调查结果为城市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邻里环境和休闲徒步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强调亟需具体的干预措施，在规划新的或改造现有社区的同时，促进休闲徒步，满足居民健康需求。

(续完)

翻译：袁亚群；审校：金泰廙

参考文献(略)

本文原文刊登于EHP杂志，需要者务必引用英文原文，详见Christian H，Knuiman M，Divitini M，et al.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rhood Environment on Recreational Walking within the Neighborhood：Results from RESIDE. Environ Health Perspect 125(7)：077009-1-077009-10.本文原文及参考文献请浏览https://doi.org/10.1289/EHP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