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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5(9):786-790.doi:10.13213/j.cnki.jeom.2018.18255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in context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ational Center of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Work Safety, Beijing 102308, China

Accepted: 2018-04-01;  Published: 2018-10-10

Corresponding Author: FAN Jingguang, Email: fan-jg@263.net  

The article summarized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s and security situation in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status quo of occupational health in some of the member countries, analyzed challenges for China's occupational health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focusing on management, talent cultivat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soft power building, aiming to strengthen the occupational protection for workers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further advanc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ccupational health;  challenge;  counter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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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级医疗机构对儿童用基本药物剂型和规格的需求调查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相关领域的职业卫生国际交流、合作,甚至争议都会无可避免地产生及深化,在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投资贸易深入合作以及国内企业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可能会出现新的职业卫生问题,原有的职业卫生矛盾也可能会加剧。因此本文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职业卫生发展面临的挑战,从国际间的交流合作和国内企业职业危害的变化两方面进行分析,并探讨相应对策,在不断强化国内职业卫生技术研究的同时,积极构建与相关国家间的职业卫生技术交流与协作机制,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发展水平及职业卫生现状

1.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与安全形势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包括中国以及东亚蒙古、西亚伊朗等18国,南亚印度等8国,中亚吉尔吉斯斯坦等5国,东盟新加坡等10国,独联体俄罗斯等7国,中东欧波兰等16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进程报告》[1]中指出,“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工业化水平处于上游位置,新加坡和以色列等14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俄罗斯等6个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与中国相当,尼泊尔等44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低于中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安全形势是“一带一路”跨国跨洲合作国际大战略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也是实现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前提条件。根据赵敏燕等[2]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评估结果,“一带一路”安全形势处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40个处于和平状态,15个处于危险状态,11个处于震荡状态,其中5个是高危红色区域(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叙利亚)。

1.2   “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职业卫生现状

印度经济以农业为主,目前没有关于该国的职业病人数具体数据。LEIGH等[3]根据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3)和全球疾病负担项目(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Project,1997)估计印度每年职业病的发病例数为924700~1902300,职业病死亡人数为12.1万。由印度国家职业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NIOH)公布的《2017年职业健康与安全概况》中指出,印度目前的职业病例数约为1 800万[4]。主要职业病种类包括矽肺、煤工尘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石棉肺、棉尘肺、杀虫剂中毒、肌肉骨骼疾患和噪声性听力损失等[5]。目前印度国内从事职业卫生研究的机构主要有NIOH、中央工业卫生协会(Central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CIHA)等6家,保护劳动者健康和安全的主要法律条款是《工厂法》和《矿山法》[6]

俄罗斯2014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8 175例,由物理因素(振动和噪声)引起的职业病占职业病总数的45.3%~47.4%,由有害气体、气溶胶或烟雾引起的呼吸系统疾病占17.3%~20.6%,肌肉骨骼疾病占20.8%~23.7%,职业性哮喘和鼻炎这两种职业性变态反应性疾病占2.1%~2.3%[7]。俄罗斯的职业卫生相关法律包括《劳动保护基本法》《劳动法》《人口法》 《公民健康保险法》等,明确了工人有保护自己健康的权利。

新加坡2016年确诊的职业病人数为732例,其中噪声性听力损失322例、肌肉骨骼疾病316例、职业性皮肤病47例。职业病目录包括31种,常见的包括职业性皮肤病、肌肉骨骼疾病、噪声性听力损失、职业性哮喘等,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重金属及其化合物、有机化学毒物、粉尘、噪声等[8]。新加坡人力部下设的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部门负责职业卫生的管理,拥有较完善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框架,目前与职业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工伤赔偿法》《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事故报告)条例》《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法》等[9]

蒙古国在1986—2006年间约有4 598名职业病患者,76.4%的患者为男性,91.2%的患者年龄在30~59岁之间,4 598名患者中有3 169名从事采矿业和建筑业工作,1 222名从事发电和制造业工作[10]。主要的职业病种类包括尘肺、职业性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腱鞘炎、滑囊炎等肌肉骨骼疾病以及听力损失等。职业卫生由国家工作环境和职业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of Workplace Condition and Occupational Diseases,NCWOD)[11]负责,相关的制度和诊断标准均借鉴俄罗斯模式,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有1980年颁布的《工业安全与健康法》,2006年颁布的《劳动者赔偿条例》和《职业病名单及职业病临床常规检查表》等。

伊朗的卫生和医学教育部(Ministry of Health and Medical Education,MHME)负责社会各个领域的安全与健康[12-13],MHME的职业与环境中心负责职业卫生领域,每个医科大学的职业卫生部门负责定期监测工作场所并向MHME报告。由于近年来工业迅速发展,工厂数量增加,但职业卫生检查人员数量并没有增加,于是出现了许多职业卫生公司,他们在MHME注册并在其监督下为不同工作场所提供职业卫生服务,许多大公司雇佣专门的职业医师或职业卫生师,但伊朗每年的职业病人数尚无具体数据。

波兰于1974年6月26日颁布了职业病相关法律[14],规定卫生部负责职业卫生及职业病的防治工作。波兰每年对职业病发病率进行一次评估,在全国均设有卫生和流行病学站点,将确诊的职业病上报给职业医学研究所进行登记。2014年波兰全国共报告职业病2 351例,其中男性1 549例,女性802例,最常见的是尘肺、听力损失、寄生虫病等,共占79.7%;采矿行业职业病发生率最高(296/10万人),其次为制造业(24.9/10万人)[14]

吉尔吉斯斯坦的职业卫生监测系统主要是苏维埃时期建立的卫生流行病学服务系统(Sanitary Epidemiological Services,SESs)[15],由卫生监督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大部分的立法都是继承苏联时期的,现行的关于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法律包括2001年的《卫生法》、2003年的《劳动保护法》、2004年的《劳动法》等,规定公民享有在工作场所保持健康的权利。吉尔吉斯斯坦每年的职业病人数尚未有具体数据。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多建立了基本的职业卫生法律体系。以新加坡为例,我国与新加坡均制定了主要的职业病防治法规,为职业卫生保障提供法律依据。新加坡1985年制定了《工厂医学体检条例》,2006年3月制定了《工厂安全卫生法》,2008年4月制定了《工伤赔偿法》;我国于1987年制定了《尘肺病防治条例》,1995年制定了《劳动法》,2002年制定了《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和《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办法》,2003年制定了《工伤保险条例》,2007年制定了《劳动合同法》[16]。新加坡规定的职业卫生检查针对高风险行业,针对性强但涉及面窄,覆盖的职业病危险因素少,不利于保护劳动者健康;我国职业卫生法律针对所有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覆盖范围广,但缺乏针对性,企业负担较重。因此可以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与沿线国家在职业卫生领域交流合作,借鉴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职业卫生法律体系。

1.3   “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职业卫生基本情况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企业与沿线国家展开了紧密的交流合作,主要涉及基建、能源和园区建设领域,如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哈萨克斯坦中亚天然气管道、乌兹别克斯坦智能手机生产工业园等。

承担“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投资建设企业主要以央企为主,目前央企境外单位有9 112个,分布在全球185个国家和地区,有力地推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实施,大批劳动者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但目前对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企业和劳动者的职业卫生情况关注较少。中石油集团海外勘探开发公司的90多个项目分布于全球30多个国家,涉及勘探和炼化等,勘探员工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高温,炼化员工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为高温和硫化氢。刘丽萍等[17]对该公司3 080名海外工作员工进行体检发现,由于工作环境恶劣、工作紧张、心理压力大、医疗条件简陋,12.1%的员工检出高血压,数据表明海外员工正处于心血管疾病高发阶段;并且部分项目尚未建立员工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未对潜在的健康风险采取应对措施。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卫生现状与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许多国家由于政府的不重视,职业卫生尚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相关合作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忽视了职业卫生。

2   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遇到的职业卫生挑战

2.1   职业危害向职业卫生发展薄弱的西部地区转移

“一带一路”涵盖国内西北部城市,如兰州、乌鲁木齐等,带动了西部地区的开发建设,一些职业危害严重的企业,纷纷从东部转移到西部,并且与沿线国家开展频繁的合作交流,例如从新疆喀什市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的“中巴经济走廊”包含了公路、铁路、油气管道、光缆覆盖、火力发电等多个项目建设。这些项目直接为当地民众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但多为职业危害较重的基础设施建设行业[18]。由于建设地点在偏远的西北地带以及国外,职业卫生的监管力度薄弱,如不加以重视,提前部署,将会出现职业病发病率高、经济损失大、社会负担重等局面。

2.2   港口码头作业人员职业危害凸显

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港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迎来了繁荣发展时期,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等15个沿海城市的港口将快速发展[19]。全球性海运船舶大型化对港口航道设施的现代化和智能化提出更多新的要求,港口码头修建的复杂性增加,港口码头存在的职业危害日益凸显,需要引起特别关注。

码头主要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传统的粉尘、化学毒物和物理因素。进出仓输送系统以及集装箱维修岗位的工人会接触到各类粉尘,输送管道及阀门岗位工人易接触到化学毒物,机械岗位的工人易暴露于噪声中。

2.3   新兴职业病危害因素涌现

当下新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发生日新月异的改变,增材制造(3D打印)、机器人制造、纳米材料、改性塑料、生物医学等新兴行业的发展给职业卫生带来了新的挑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沿线各国新兴技术的互通与碰撞,让新兴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快速进入全球化时代。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贸易往来频繁,工作场所从业人员密集,更容易导致职业性传染病的传播与爆发。2016年我国共报告职业性传染病610例,其中布鲁氏菌病535例、森林脑炎64例、莱姆病11例[20],沿线65个国家中有近一半曾经出现过布鲁氏菌病,莱姆病和森林脑炎在东亚、中东欧等地区都有病例出现。另一方面,许多中国员工必须长时间在国外或者海上进行项目管理、工程施工等,社会环境、文化、生活设施、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性以及工期紧、劳动强度大等因素,都会加重员工的心理负担。

3   对策

3.1   创新中小微企业的职业卫生管理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涌现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其职业卫生处于政府、企业、劳动者“三不管”的现状,尤其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这类职业人群流动性大,健康保护意识不强,职业病防护技能缺乏,造成中小微企业职业危害严重[21-23]

目前我国对中小微企业的监管覆盖率低,存在监管的真空地带,需要创新监管模式,加强中小微企业的职业病防治工作。一方面要建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职业卫生法规,提高其职业卫生法治管理水平;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加强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意识,加强部门间合作,对中小微企业进行政策支持和职业卫生管理指导,保证国家对中小微企业实施的各项职业卫生政策法规及计划项目能够顺利贯彻。

3.2   加大对职业卫生技术人才的培养

宁夏、青海、甘肃作为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力量薄弱,无法应对“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进程中对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大量需求。另外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等项目也需要大量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人才。因此加强西北部城市以及各个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技术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要。

但职业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需要经过系统的培训和大量的实践[24]。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职业卫生技术人员的培养,通过奖励成果、激励创新等举措吸引人才,通过知识培训、技能考核等方式培养人才,并且完善高校职业卫生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让储备人才接受更专业的学习;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依赖当地的人力资源,通过与当地职业卫生管理机构开展合作,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职业健康,预防职业病的发生。

3.3   建立职业卫生的国际通行标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对外交流合作的增加,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职业卫生相关的争议,争议的解决需要国际通行、科学权威的职业卫生技术支撑平台体系。目前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共颁布了22项职业卫生公约和27项建议书[25-26],这些标准覆盖了职业危害较严重的行业领域,包括建筑业、矿山、码头、农业等特定行业,已经形成了完善的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体系[27],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都已经加入了ILO,因此可以以ILO公布的标准体系作为国际通行标准,中外双方企业在合作时共同遵守ILO的职业卫生标准,有利于沟通并且能够有效地进行职业卫生管理。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不均衡,区域差异明显,还需要开展后续研究,在ILO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制定更符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的职业卫生标准。在没有加入ILO的国家中,可以积极推进我国制定的职业卫生相关标准或技术方法,提升我国在职业卫生领域的主动权和领导力。

3.4   提升软实力

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和诱惑产生的,进而影响人们喜好和意志的能力,对象国决策者和民众的心理过程影响着软实力的增减[28]。要想应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卫生面对的挑战,提升软实力发挥着“四两拨千斤”的关键作用[29]。对外派人员进行相关国家的文化礼仪培训,提供给国外劳动者与我国员工平等的福利待遇和职业卫生保护措施,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帮助国外人民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友好情怀,既能让我国劳动者尽快克服文化差异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可逐渐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增强国家认同感,有利于职业卫生监管工作更好地开展。

“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之间工业化水平差距较大,涵盖了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大多数国家处于工业化后中期阶段。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工业化水平将进一步提升,迎来职业卫生领域国际交流合作的契机。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走出国门,在环境恶劣、卫生水平差、交流不畅的条件下工作,原有的职业卫生问题将进一步凸显,且国家之间发展不均衡也会引起新的职业卫生问题。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职业卫生面临的多重挑战,需要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两方面入手,优化国内职业卫生管理方式,建立国际通行的职业卫生标准,在学习借鉴沿线国家优秀的职业卫生管理经验的同时,也应当帮助薄弱国家提高职业卫生管理水平,提升我国软实力,助力“一带一路”倡议更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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