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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38(8):817-824.doi:10.13213/j.cnki.jeom.2021.21129

中国四省55岁及以上人群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关联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北京 100050 ;
2. 陕西省延安市黄龙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陕西 延安 715700 ;
3.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循环化工园区医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39 ;
4.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 宁波 315600 ;
5.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湖南 长沙 410005

收稿日期: 2021-03-30;  录用日期:2021-06-17;  发布日期: 2021-09-03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0907701)

通信作者: 张兵, Email: zhangbing@chinacdc.cn  

作者简介: 欧阳一非(1981-), 女, 博士, 副研究员; E-mail: ouyyf@ninh.chinacdc.cn

组稿专家  王志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E-mail:zhangbing@chinacdc.cn

伦理审批  已获取

利益冲突  无申报

[背景] 抑郁可引起老年人生活质量降低和失能等问题。目前关于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之间关联的剂量-效应关系研究较少。

[目的] 分析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总身体活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

[方法] 利用“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2018—2019年基线调查数据,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个人基础资料、身体活动资料,利用老年抑郁量表(GDS-30)判定是否有抑郁症状。选取中国四省有完整人口学信息、身体活动以及抑郁量表资料的55岁及以上的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共计5 558人。计算每周低强度身体活动(LPA)和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VPA)时间以及总身体活动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身体活动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采用五节点(P5P50P75P90P95),以身体活动时间或总身体活动量为0作为参考剂量,利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其剂量-效应关系。

[结果] 居民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0.2%(567/5 558)。有抑郁症状组的LPA时间、MVPA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分别为3.5、4.7 h·周-1和25.6 MET·h·周-1,均小于无抑郁症状组(均P < 0.05)。与每周LPA时间为0的人群相比,调整混杂因素后,LPA时间>10.5 h·周-1时,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下降47%(OR=0.53,95%CI:0.33~0.85)。随着LPA时间增加,出现抑郁症状风险逐渐降低(总趋势P < 0.05,非线性P>0.05)。与每周MVPA时间为0的人群相比,每周MVPA时间超过24.5 h人群出现抑郁症状风险增加至2.35(95%CI:1.50~3.68)倍。随着MVPA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的增加,出现抑郁症状风险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总趋势P < 0.05,非线性P < 0.05)。

[结论] 在一定范围内,LPA时间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呈近乎线性关系。每周MVPA时间、总身体活动量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之间呈近似“U”型剂量-效应关系。

关键词: 身体活动;  抑郁症状;  剂量-效应关系;  横断面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全社会对老年人健康问题更为关注。抑郁是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问题,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40% 有抑郁症状[1]。老年人退休后,因社会联系减少,生活方式和内容发生改变,加之生理功能衰退,易产生抑郁[2]。抑郁可诱发生活质量降低和失能等各种问题,是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3],因此抑郁症的预防和治疗已成为重大的全球健康问题。抑郁症状是抑郁症的早期表现,在早期对老年人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抑郁症状发展为抑郁症的可能性[4]。适当的身体活动,可以延缓老年人身体各方面功能的退行性变化,提高生活质量。已有研究表明增加身体活动能够缓解抑郁症状或降低抑郁症的患病风险[5-7],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moderate-to-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MVPA)、休闲性身体活动对降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作用[8-10],以及不同类型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关系[11-12]。国外居民休闲性身体活动量和时间远高于中国居民[13],而中国老年人休闲性身体活动参与率不足10%[14]。由于种族差异,西方人群的身体活动强度和模式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人群。国外已有的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关系的研究发现可能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人群[15]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身体活动指南对老年人群的身体活动推荐为每周MVPA至少150 min,或高强度身体活动(vigorous physical activity,VPA)75 min[16-17]。2018版《美国身体活动指南科学证据报告》在2008版的基础上,更加详细论述了身体活动能够降低各个年龄组包括老年人的抑郁和认知功能减退的风险;但由于缺乏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剂量- 效应研究证据,没有专门针对改善老年人抑郁症状提出具体的身体活动的建议。以往关于缓解抑郁的适宜身体活动量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身体活动越多越好[18],也有研究持相反的观点[19]。由于增龄导致老年人身体活动强度下降,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低强度身体活动(light physical activity,LPA)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20],发现LPA能够降低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21-22]。世界卫生组织在2020年版身体活动指南中指出“LPA对促进身体健康的效应”和“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剂量- 效应关系”是未来研究重点[16]。根据身体活动与健康的“剂量- 效应”关系,确定维持和促进健康所需的身体活动量,据此制定出安全有效的运动处方,从而提高身体素质,最终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2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使用限制样立方样条模型进行剂量- 效应分析,这种方法可以将需要研究的自变量作为连续性变量考虑,从非线性关系角度更好地得到剂量- 效应曲线[24]

因此,本研究拟利用2018—2019年“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基线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四省55岁以上人群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总身体活动量与抑郁症状的关系,进而为运动实践提供更加明确的指导建议,为制定运动处方和身体活动指南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数据来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专项项目“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此项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承担,与河北医科大学和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合作完成。项目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每个省抽取2个城市点及2个县城点,每个城市点选择1个城市居委会和1个郊区村,每个县城点选择1个县城居委会和1个农村。已于2018—2019年完成了基线调查,包括问卷调查、体格测量与血液采集。本研究选取基线调查中55岁及以上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人口学基本信息、身体活动以及抑郁症状信息缺失者,最终纳入5558人。

该项目已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编号:2017-020),所有调查对象在调查之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统一培训调查员,统一调查方法和调查表格,并通过质量控制员负责现场及调查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1.2   研究方法

1.2.1   身体活动的评估

身体活动问卷内容包括职业性身体活动、家务性身体活动、交通性身体活动和休闲性身体活动,共4类。职业性身体活动指在职业工作中进行的身体活动;家务性身体活动指各种家务劳动中的身体活动,如做饭、打扫卫生、手洗衣服、照顾老人和孩子等;交通性身体活动指通勤、购物和游玩等来往旅途中的身体活动,如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公共汽车或自驾车等;休闲性身体活动指休闲时间开展的各种有目的的身体活动,如快速走、跑步、游泳、跳广场舞或健身操等[25]

本研究中,根据代谢当量(metabolic equivalent of task,MET),将身体活动强度分为低、中和高3个级别,即LPA、中等强度身体活动(moderate physical activity,MPA)、VPA。LPA指 < 3.0 MET的非静坐、少动的清醒行为,MPA指3.0~5.9 MET的活动,VPA指≥ 6 MET的活动[17]。LPA时间为各项LPA时间之和,MVPA时间为各项MPA和VPA时间之和。采用每周参加各类身体活动所花费时间与相应MET的乘积来评估身体活动量。总身体活动量指各类身体活动量之和。

身体活动时间以每增加30 min分为9组。总身体活动量以世界卫生组织身体活动指南中推荐老年人需要达到的身体活动量为界值[16],即每周应至少150 min MPA,或每周至少75 min VPA,或两种活动量的组合,即每周推荐身体活动量为7.5 MET·h;为获得更多的健康效益,应增加到每周300 min MPA,或每周150 min VPA,或两种活动量的组合,即每周推荐身体活动量为15.0MET·h。

1.2.2   抑郁症状的评估

采用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30,GDS-30)筛查抑郁症状[26-27]。该量表由Brink和Yesavage发明,具有30个条目,每个条目均为“是”“否”二分类回答。选择代表“有抑郁表现”的答案记1分,选择代表“无抑郁表现”的答案记0分,总分范围为0~30分,分值越高代表抑郁症状越严重。使用量表发明者推荐的且大多数研究中使用的11分作为筛选“是否有抑郁症状”的切点值[26, 28]

1.2.3   协变量

(1)分类变量。性别分为男性和女性2组。年龄分为55~69岁和70岁及以上2组。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小学、初中及以上3组。吸烟状况分为现在吸烟和现在不吸烟2组;现在吸烟,即过去半年内连续使用烟草。饮酒状况分为现在饮酒和现在不饮酒2组;现在饮酒,即过去半年内连续饮酒。家庭人均收入分为 < 1 000、1000~3999、4000~7999、≥ 8000元· 月-1 4组。居住地分为城市和农村2组。是否患有慢性病,根据既往医生正规诊断判断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心脑血管疾病,分为患有和未患有2组。体重根据WS/T 428—2013《成人体重判定》分为体重过低、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4组。(2)连续性变量。闲暇静坐时间指在工作时间之外,每日坐、躺或靠着的总时间,包括看电视、使用电脑、玩电子游戏和阅读等,但是睡觉时间除外[13]。睡眠时间包括调查对象白天和晚上睡眠时间的总和。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AS 9.4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分类变量用百分比表示,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连续性变量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MIQR)]表示,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总身体活动量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关系。在控制协变量的基础上,对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进行相互调整,即在分析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与抑郁症状关系时,纳入总身体活动量;在分析总身体活动量与抑郁症状关系时,纳入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应用限制样立方样条模型,采用五节点(P5P50P75P90P95),调整其他协变量,以身体活动时间或总身体活动量为0作为参考剂量,分析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总身体活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剂量- 效应关系。所有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四省55岁及以上人群5 558人,其中男性2 464人,女性3 094人。全人群抑郁症状检出率为10.2%。70岁~ 年龄组、文盲组、现在不吸烟组、现在不饮酒组、4000~7999元· 月-1收入组、农村地区、患有慢性病组和体重过低组的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表 1)。有抑郁症状组的LPA时间、MVPA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分别为3.5、4.7 h· 周-1和25.6 MET·h· 周-1,均小于无抑郁症状组(表 2)。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Table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表2

调查对象生活方式指标特征[MIQR)]

Table2.

Lifestyles of participants [M (IQR)]

2.2   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关联

2.2.1   对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logistic回归分析

表 3所示,调整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等因素后:与每周LPA时间为0的人群相比,每周LPA>10.5h的人群发生抑郁症状风险降低了47%;与每周MVPA时间为0的人群相比,每周MVPA时间>24.5 h的人群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为其2.35(95%CI:1.50~3.68)倍。

表3

55岁及以上居民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n=5 558)

Table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different-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durations and the risk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people aged 55 years and above (n=5 558)

表 4所示,与每周总身体活动量为0的人群相比,调整性别、年龄、教育和收入等因素后,其他各组每周总身体活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关联没有统计学意义。

表4

55岁及以上居民总身体活动量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n=5 558)

Table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otal physical activity volume and the risk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people aged 55 years and above (n=5 558)

2.2.2   剂量- 效应关系

在调整了混杂因素后,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结果显示,每周LPA时间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呈近乎线性负关联(总趋势P < 0.05,非线性P > 0.05)。随着LPA活动时间增加,出现抑郁症状风险逐渐降低。与每周LPA时间为0的人群相比:当LPA时间达到12 h· 周-1,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下降32%(OR=0.68,95%CI:0.48~0.96);当LPA时间超过115 h· 周-1,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与参照组相比差异未发现统计学意义(P > 0.05)。每周MVPA时间、总身体活动量都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呈非线性剂量- 效应关系(总趋势P < 0.05,非线性P < 0.05)。随着每周MVPA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的增加,出现抑郁症状风险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与每周MVPA时间为0的人群相比:当MVPA时间达到9 h· 周-1,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下降37%(OR=0.63,95%CI: 0.43~0.94);当MVPA时间达到26 h· 周-1,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为1.6(95%CI: 1.10~2.53)倍。与每周身体活动量为0的人群相比:当总身体活动量达到40 MET·h· 周-1,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下降33%(OR=0.67,95%CI: 0.46~0.98);当总身体活动量达到183 MET·h· 周-1,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为1.7(95%CI: 1.10~2.64)倍。见图 1

图 1

LPA时间(A)、MVPA时间(B)、总身体活动量(C)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剂量- 效应关系

Figure1.

Dose-effect associations of LPA duration (A), MVPA duration (B), and total physical activity volume (C) with the risk for having depressive symptoms

3   讨论

本研究利用“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基线数据分析了中国四省55岁及以上老年人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总身体活动量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一定范围内,LPA时间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之间的关联呈近乎线性关系。随着LPA时间增加,出现抑郁症状风险逐渐降低。与每周LPA时间为0的人群相比,当LPA时间为12~115 h· 周-1时,出现抑郁症状风险明显降低。

本研究结果说明LPA对预防抑郁症状出现有积极的作用。以往很少有研究关注LPA的健康效益,甚至有研究认为LPA对促进身体健康没有作用[29]。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身体活动指南中,都只对MVPA进行了推荐。近年来,随着全球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LPA对老年人健康的作用。由于生理机能下降,老年人从事身体活动的方式多为低强度和中等强度[30],很可能无法达到身体活动指南对运动强度的推荐。2018年美国身体活动指南取消了参加身体活动每次必须达到10 min的要求,而是强调了“动则有益”[17]。与以往研究类似[21-22],本研究也发现通过增加LPA时间,达到推荐的身体活动量,能够降低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的风险。参加规律身体活动的人,大脑会分泌“内啡肽”使人体产生积极的情绪[31]。因此,应鼓励老年人这个特殊的群体动起来,提高身体活动水平。经常参与运动锻炼也可以扩大社交网络,提高社会支持水平,能够有效缓解日常心理压力,对降低抑郁发生也具有一定的作用[32]

研究显示,身体活动量增加对缓解抑郁症状有作用[33],特别是MVPA对抑郁的保护作用,已经得到广泛共识[34]。但剂量- 效应关系研究并不多见,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与休闲性MVPA时间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15]。本研究利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模型分析,发现每周MVPA时间、总身体活动量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之间呈近似“U”型剂量效应关系,即随着每周MVPA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的增加,出现抑郁症状风险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日本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呈“U”型关系[11]。说明对于预防抑郁症状的发生,MVPA和总身体活动量应该维持在一个适宜的水平。2018年美国身体活动指南也强调了过多的运动对身体反而会带来伤害[17]。研究指出,当个体的日常身体活动水平达到推荐量的3~5倍时,因身体活动水平提升而导致全因死亡率下降产生的收益会触发“天花板效应”,即全因死亡率风险不会再进一步降低[17]。建议老年人应该尽早活动起来,可以先从LPA开始,至少达到每天2 h。如果身体条件尚可,建议考虑MVPA时间每天达到1~1.5 h。在今后的干预措施中,应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注重促进老年人增加身体活动,降低55岁及以上人群抑郁症状的发生,将身体活动作为一个低风险和低成本的措施干预与辅助老年人身心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虽然初步探讨了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和总身体活动量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但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无法说明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可能没有抑郁症状的老人社会活动较多,导致身体活动较高。第二,通过调查问卷询问对象获取身体活动信息,可能存在回忆偏倚,与实际状况可能会有一定的差异。第三,本研究通过量表对是否存在抑郁症状进行判断,并没有经过临床诊断。由于抑郁需要专业的临床诊断,在流行病学中通常利用抑郁量表研究抑郁症状。第三,本研究虽考虑了年龄、性别、教育和收入等混杂因素,但未考虑膳食和压力等因素对抑郁症状的作用,可能存在残差混杂。最后,本研究使用的身体活动问卷并没有涵盖休闲性身体活动所有的类型。本研究中LPA指的是除休闲性身体以外的其他三类LPA时间的总和。因此可能会低估调查对象LPA时间。

综上,本研究利用“神经系统疾病专病社区队列研究”2018—2019年横断面数据,反映了在特定范围内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及身体活动量对预防55岁及以上人群抑郁症状都是保护因素。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表2

调查对象生活方式指标特征[MIQR)]

Table 2

Lifestyles of participants [M (IQR)]

表3

55岁及以上居民不同强度身体活动时间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n=5 558)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different-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durations and the risk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people aged 55 years and above (n=5 558)

表4

55岁及以上居民总身体活动量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n=5 558)

Table 4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otal physical activity volume and the risk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people aged 55 years and above (n=5 558)

图 1

LPA时间(A)、MVPA时间(B)、总身体活动量(C)与出现抑郁症状风险的剂量- 效应关系

Figure 1

Dose-effect associations of LPA duration (A), MVPA duration (B), and total physical activity volume (C) with the risk for having depressive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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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7YFC090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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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2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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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省55岁及以上人群身体活动与抑郁症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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