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官方网站 《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官方网站

首页> 过刊浏览> 正文

2019, 36(2):106-111.doi:10.13213/j.cnki.jeom.2019.18776

上海市闵行区大气污染与早产的相关性


1. 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职业卫生科, 上海 201101 ;
2.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卫生教研室, 上海 200032

收稿日期: 2018-11-20;  录用日期:2018-01-12;  发布日期: 2019-03-11

基金项目: 闵行区自然科学研究课题(2017MHZ37)

通信作者: 顾怡勤, Email: elinor_gu@126.com  

作者简介:

顾怡勤(1974-), 女, 本科, 硕士, 副研究员; E-mail:elinor_gu@126.com

伦理审批  已获取
利益冲突  无申报

[目的] 母亲孕期大气污染暴露可能引起一系列不良妊娠结局。本研究拟探讨上海市闵行区大气污染与新生儿早产的关联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上海市闵行区2015-2016年的全部新生儿分娩和产妇相关资料,同时收集同期的大气污染和气象资料。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建立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孕期各个大气污染物对新生儿早产的影响。采用分层分析的方法,探讨不同个体特征对大气污染与早产关系的影响。

[结果] 研究期间闵行区6家接产医院总分娩新生儿29 324人,其中早产儿1 402例,早产发生率4.8%;早产儿中位数孕周为35.0周。研究期间,PM2.5和NO2的年平均浓度分别为50.4、44.3μg/m3,超过了国家标准。在孕早期,各大气污染物对早产的影响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在孕中期,PM2.5和CO对早产存在影响;其日平均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20.8μg/m3和0.2 mg/m3),早产的发生率将会分别升高11.2%(95%CI:6.7%~15.6%)和15.6%(95%CI:12.0%~19.1%)。在孕晚期,各污染物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M2.5、SO2、NO2、O3和CO的日平均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分别为20.3、7.2、17.2、43.7 μg/m3和0.2 mg/m3),早产的发生率将会分别升高14.6%(95%CI:3.3%~25.8%)、6.3%(95%CI:2.3%~10.3%)、13.8%(95%CI:5.8%~21.7%)、29.8%(95%CI:21.9%~37.8%)和9.5%(95%CI:2.4%~16.6%)。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在孕中期或孕晚期暴露于各大气污染物导致女胎、多胎、二孩及以上和35岁及以上高龄产妇发生早产的风险较高。

[结论] 上海市闵行区孕妇在孕中期和孕晚期暴露于大气污染可增加发生早产的风险。

关键词: 大气污染;  早产;  孕期;  病例对照研究 

大气污染是人们日益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展了大气污染与不良妊娠结局之间关系的研究。大量研究证据表明, 母亲孕期大气污染暴露可能引起一系列不良妊娠结局, 如早产、低出生体重、出生缺陷等[1]。不同污染物暴露与不良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孕期污染物实际暴露不同, 对妊娠结局的影响也有差异[2]。早产是导致新生儿死亡或引发婴儿期肺部和神经系统疾患的主要原因[3]。导致早产发生的危险因素众多, 既有母体的遗传、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等因素, 也有孕期的感染、出血、胎膜早破等因素, 还有胎儿自身的遗传和发育因素。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大量研究结果显示, 大气中的二氧化氮(NO2)、颗粒物(PM)、二氧化硫(SO2)等污染物的孕期暴露与早产可能有关, 我国的台湾、北京、太原也开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发现大气中的NO2、PM10、SO2等污染物浓度升高是早产的危险因素[4-6]。本文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通过对上海市闵行区2015-2016年大气污染、气象、早产等资料的分析, 探讨早、中、晚孕期不同大气污染物对早产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研究对象为2015-2016年在闵行区6家接产医院分娩的孕妇及其新生儿。早产为自末次月经的第1日开始计算, 妊娠满28周至不满37足周的分娩者[7]。出生监测数据来源于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生监测信息系统, 这系统通过"上海市出生医学网络直报系统"收集闵行区2015-2016年所有接产医院的新生儿个案信息, 包含了新生儿监测信息(婴儿性别、出生孕周、出生体重、胎次、胎数等)和新生儿父母亲基本资料(父母亲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本研究已获上海市闵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免签署知情同意。

大气污染物数据来源于国家环境空气监测系统徐汇上师大监测站(距离闵行区1.5 km以上), 包括2015-2016年每日大气污染情况, 包括细颗粒物(PM2.5)、SO2、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等污染物浓度的日平均值。

气象数据来源于上海市气象局, 包括同期逐日平均气温及相对湿度, 用于调整气象因素的混杂作用。

1.2   研究方法

按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以全部早产儿为病例(设为1), 以全部非早产儿为对照(设为0)。由于是非匹配的设计, 应变量是二元分类变量, 因而使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控制的协变量有:新生儿性别、产次、胎数、Apgar评分(产后1、5、10 min的3次平均值)、母亲分娩年龄、母亲受教育程度、出生季节、孕期平均温度和湿度[8]。由于孕晚期或出生前数周内的气象条件可影响早产的发生, 本研究控制孕晚期的平均温、湿度作为主分析, 以调整分娩前一周或一月的平均温、湿度作为敏感性分析[9-10]。采用自然样条平滑函数调整温、湿度的非线性混杂作用, 自由度分别为6和3。分别分析孕早期(孕期前3个月)、孕中期(孕期第4至6个月)和孕晚期(孕期第7个月至分娩)各类污染物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 导致早产发生率增加的百分比, 包含估计的均值和95%可信区间(95% CI)。采用R软件进行上述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新生儿基本信息

表 1显示, 研究期间闵行区6家接产医院孕妇总分娩新生儿29 324人, 其中早产儿1 402例, 早产发生率为4.8%。新生儿中, 男孩(52.6%)略多于女孩, 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发生率为1.8%, 有47.1%为第二孩及以上; 产妇平均年龄为28.4岁。早产儿中, 男孩的比例(58.8%)较高, 双胞胎或多胞胎的发生率明显偏高(20.0%), 二孩及以上的比例较高(52.0%), 母亲生育年龄略高(29.0岁)。早产儿的Apgar评分相对于新生儿, 其均值较小但标准差较大(9.6±0.8 vs 9.8±0.2);早产儿与新生儿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结构基本一致。早产儿孕周在27~36周之间, 平均为34.7周, 中位数为35.0周。早产儿在冬季(27.0%)和夏季(26.0%)较多, 在春季(22.9%)和秋季(24.1%)较少。

表1

上海市闵行区2015-2016年间新生儿基本情况

Table1.General information of newborns in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from 2015 to 2016

2.2   研究期间污染物浓度及气象因素分布特征

研究期间, 上海市大气污染物中PM2.5和NO2的年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50.4、44.3 μg/m3, 超过了国家二级标准限值(分别为35.0、40.0μg/m3)。SO2、O3的年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15.6、98.1 μg/m3, CO为0.8 mg/m3; 均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2015-2016年上海市闵行区平均温度和相对湿度分别17.2℃和74.1%。除O3之外的污染物之间存在明显的共线性(Pearson r=0.7~0.8, P<0.05), O3与其他污染物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r=-0.1~-0.3, P<0.05)。

两组新生儿中各孕期暴露于温、湿度的水平近似。经两样本组间比较的t检验, 除孕中期的PM2.5和孕晚期的PM2.5、NO2、O3之外(P<0.05), 各孕期的污染物暴露在早产儿组和非早产儿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2

上海市闵行区2015-2016年早产儿和非早产儿各孕期暴露于大气污染和气象因素的水平(x±s)

Table2.Levels of air pollution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exposure during different pregnancy periods for preterm and non-preterm births in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form 2015 to 2016

2.3   不同孕期污染物暴露与早产的关系

表 3总结了各孕期的污染物暴露对早产的影响。在孕早期各大气污染物对早产均不存在影响。在孕中期, PM2.5和CO对早产存在影响, 其日平均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20.8 μg/m3和0.2 mg/m3), 早产的发生率(百分比均值及其95% CI)将会分别升高11.2%(95% CI:6.7%~15.6%)和15.6%(12.0%~19.1%)。在孕晚期, 各污染物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O3的影响最强; PM2.5、SO2、NO2、O3和CO的日平均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分别为20.3、7.2、17.2、43.7 μg/m3和0.2 mg/m3), 早产的发生率将会分别升高14.6%(3.3%~25.8%)、6.3%(2.3%~10.3%)、13.8%(5.8%~21.7%)、29.8%(21.9%~37.8%)和9.5% (2.4%~16.6%)。选用孕前一周和孕前一月的温、湿度纳入模型的敏感性分析显示, 孕早期空气污染物暴露对早产的影响仍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孕中期和孕晚期各污染物暴露对早产的影响无明显变化。

表3

不同孕期污染物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导致早产发生率增加的百分比(均值及其95%可信区间)

Table3.Percentage increase (mea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in incidence of preterm birth per IQR increase of air pollutant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pregnancy periods

2.4   早产影响因素

表 4总结了母婴不同特征分层对大气污染与早产关系的影响。在孕早期, 各大气污染物对早产的影响在任一分层均无统计学意义。对于性别而言, 在孕中期, 大气污染物对女胎的影响较强; 但在孕晚期, 除SO2、O3外的其余大气污染物对男胎的影响较大。对于胎数而言, 大气污染物对多胎(双胎及以上)引起早产的影响更强。对于产次而言, 孕中期的大气污染物暴露对早产的影响, 在第一产和第二或更多产之间差异较小; 但孕娩期的暴露对第二产或更多产的影响要强于对第一产的影响(O3除外)。对于产妇年龄而言, 各大气污染物暴露对35岁及以上高龄产妇发生早产的影响明显较大(孕中期SO2的影响例外)。

表4

不同母婴特征下各孕期污染物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 导致早产发生率增加的百分比(均值及其95%可信区间)

Table4.Percentage increase in incidence of preterm birth per an IQR increase of air pollutant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pregnancy periods (mea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上海市闵行区大气污染可增加新生儿早产的发生风险, 不同孕期暴露、性别、胎数、产次、母亲年龄可影响大气污染与早产的关系, 各孕期不同污染物暴露对早产的影响不尽相同。总的来说, 各大气污染物在孕早期对早产均不存在影响; 在孕中期, PM2.5和CO对早产存在影响; 在孕晚期, 各污染物均有影响, 其中O3的影响最强。妊娠期大气污染物对早产的影响不容忽视, 但早产发生风险增加与孕期哪个阶段暴露有关, 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由于大气污染物组成成分和地区差异性, 人群敏感性的不同, 以及统计分析方法的不一致性, 使得文献报道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但Ha等[11]采用贝叶斯多层回归分析方法, 通过对美国佛罗里达州2004-2005年间出生的423 719名新生儿的母亲妊娠期暴露于PM2.5研究发现, 孕中期PM2.5暴露每增加1个四分位数间距, 早产和极早产风险分别上升12%和22%, 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大气污染引起早产的机制目前还不十分确切。有研究表明, 气体污染物可以通过简单的扩散方式进入胎盘; 颗粒物被吸入肺泡后通过血液循环达到全身器官, 抑制或破坏某些酶的活性, 使酶和蛋白质的代谢紊乱从而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12]。大气污染物可能是通过引起胎儿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启动, 刺激子宫收缩、胎膜早破, 引起早产[13]

本文还分析了母婴不同特征分层对大气污染与早产关系的影响, 结果显示孕中期、孕晚期, 在女胎、多胎、母亲年龄≥ 35岁的大多数情况下, 早产的发生随着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增加而上升。在孕早期, 各大气污染物对早产的影响在任一分层均无统计学意义。上海徐汇区的研究显示, 母亲年龄的增加、多胎等会增加新生儿早产的发生[14]; 我国广西、河南的研究中均认为, 双胎是早产的危险因素之一[15-16]; 成都的某项研究认为, 早产孕妇比对照组的年龄大[17], 与本研究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 由于缺乏个体水平的大气污染暴露资料, 直接利用了附近一个环境监测站的资料, 缺乏充分的代表性, 且暴露测量偏倚在所难免; 第二, 在大气污染流行病学研究中, 常采用双污染物或多污染物模型控制其他污染物的混杂作用, 但是广泛存在的污染物暴露测量误差和污染物之间的共线性问题给双污染物或多污染物模型的结果解释带来了挑战, 故本文未进行双污染物或多污染物模型的研究。第三, 本研究仅控制了医院常规收集到的危险因素(如新生儿性别、产次、胎数、Apgar评分、母亲生产年龄、母亲教育程度), 但限于人财物力, 没有控制孕妇吸烟等母体行为混杂因素, 以及孕期和胎儿自身的混杂因子, 因而本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残余混杂。最后, 研究现场局限于闵行区, 研究时间跨度为两年, 样本量不够大, 也给结果外推性带来了挑战。

综上, 本研究显示, 上海市闵行区孕妇在孕中期和孕晚期暴露于大气污染可增加发生早产的风险; 并且大气污染对女胎、多胎、多产次和高龄产妇的影响较强。研究结果可为本地区制定大气污染健康危害防护措施提供依据。

表1

上海市闵行区2015-2016年间新生儿基本情况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newborns in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from 2015 to 2016

表2

上海市闵行区2015-2016年早产儿和非早产儿各孕期暴露于大气污染和气象因素的水平(x±s)

Table 2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and meteorological factors exposure during different pregnancy periods for preterm and non-preterm births in Minhang District of Shanghai form 2015 to 2016

表3

不同孕期污染物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导致早产发生率增加的百分比(均值及其95%可信区间)

Table 3

Percentage increase (mea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in incidence of preterm birth per IQR increase of air pollutant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pregnancy periods

表4

不同母婴特征下各孕期污染物浓度每升高1个四分位数间距, 导致早产发生率增加的百分比(均值及其95%可信区间)

Table 4

Percentage increase in incidence of preterm birth per an IQR increase of air pollutant concentrations in different pregnancy periods (mean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

参考文献

[1]

HANSEN C, NELLER A, WILLIAMS G, et al. Maternal exposure to low levels of ambient air pollution and preterm birth in Brisbane, Australia[J]. BJOG, 2006, 113(8):935-941.

DOI: 10.1111/bjo.2006.113.issue-8
[2]

陈宇, 米白冰, 赵亚玲, 等.孕期室外空气污染与早产关系的Meta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6, 37(6):880-885.

DOI: 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6.06.028
[3]

MARTIN J A, HAMILTON B E, VENTURA S J, et al. Births:final data for 2000[J]. Natl Vital Stat Rep, 2002, 50(5):1-101.

[4]

TRAI SS, YU HS, CHANG CC, et al. Increased risk of preterm delivery in women residing near thermal power plants in Taiwan[J]. Arch Environ Health, 2004, 59(9):478-483.

DOI: 10.1080/00039890409603429
[5]

XU X, DING H, WANG X. Acute effects of total suspended particles and sulfur dioxides on preterm delivery:a community-based cohort study[J]. Arch Environ Health, 1995, 50(6):407-415.

DOI: 10.1080/00039896.1995.9935976
[6]

张燕萍, 张志琴, 武永春, 等.太原市空气污染对早产的急性影响[J].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8, 25(3):196-197.

[7]

徐志红, 徐爱群, 曾蔚越.早产的定义和分类[J].实用妇产科杂志, 2005, 21(11):643-644.

DOI: 10.3969/j.issn.1003-6946.2005.11.001
[8]

QIAN Z, LIANG S, YANG S, et al. Ambient air pollution and preterm birth:A prospective birth cohort study in Wuhan, China[J]. Int J Hyg Environ Health, 2016, 219(2):195-203.

DOI: 10.1016/j.ijheh.2015.11.003
[9]

VICEDO-CABRERA A M, OLSSON D, FORSBERG B. Exposure to seasonal temperatures during the last month of gestation and the risk of preterm birth in Stockholm[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15, 12(4):3962-3978.

DOI: 10.3390/ijerph120403962
[10]

SCHIFANO P, ASTA F, DADVAND P, et al. Heat and air pollution exposure as triggers of delivery:A survival analysis of population-based pregnancy cohorts in Rome and Barcelona[J]. Environ Int, 2016, 88:153-159.

DOI: 10.1016/j.envint.2015.12.013
[11]

HA S, HU H, ROUSSOS-ROSS D, et al. The effects of air pollution on adverse birth outcomes[J]. Environ Res, 2014, 134:198-204.

DOI: 10.1016/j.envres.2014.08.002
[12]

郑林媚, 洪新如, 孙庆华.空气污染对胎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及作用机制[J].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11, 19(3):1-3.

[13]

张美云, 金银龙.空气污染对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影响的流行病学研究现况[J].环境与健康杂志, 2008, 25(3):270-273.

DOI: 10.3969/j.issn.1001-5914.2008.03.033
[14]

王飞, 阚海东, 顾海雁, 等.上海市徐汇区2006-2012年新生儿早产的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 2017, 25(2):170-173.

[15]

黄志碧, 姜岳明, 韦业平. 3245例新生儿早产危险因素研究[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2, 16(6):37-39.

DOI: 10.3969/j.issn.1001-568X.2002.06.020
[16]

张莉.早产的危险因素及干预措施[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2013, 15(9):189.

DOI: 10.3969/j.issn.1007-614x.2013.09.181
[17]

党群, 胡盈. 109例孕妇早产的影响因素调查研究[J].陕西医学杂志, 2016, 45(8):1098-1099.

DOI: 10.3969/j.issn.1000-7377.2016.08.084
上一张 下一张
上一张 下一张

[基金项目] 闵行区自然科学研究课题(2017MHZ37)

[作者简介]

[收稿日期] 2018-11-20

【点击复制中文】
【点击复制英文】
计量
  • PDF下载量 (233)
  • 文章访问量 (875)
  • XML下载量 (3)
  • 被引次数 (0)

目录

上海市闵行区大气污染与早产的相关性

导出文件

格式

内容

导出 关闭
《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