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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5(8):729-734.doi:10.13213/j.cnki.jeom.2018.18104

江苏省东台市居民生活环境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


1.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 教育部公共卫生安全重点实验室, 健康风险预警治理协同创新中心, 上海 200032 ;
2. 东台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室, 江苏 东台 224200 ;
3. 东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室, 江苏 东台 224200

收稿日期: 2018-01-02;  发布日期: 2018-09-01

通信作者: 戴俊明, Email: jmdai@fudan.edu.cn  

作者简介: 吴宁(1993-), 男, 硕士生; 研究方向:职业紧张与健康促进; E-mail:

[目的] 了解江苏省东台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探究生活环境与幸福感间的关联,为制定合适可行的居民主观幸福感促进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 2017年8—9月,运用配额抽样方法选择东台市14个乡镇的3 665位常住居民进行问卷调查,所有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并匿名、自主完成问卷填写,选用个人幸福指数量表评估主观幸福感,生活环境评估量表包括美观程度、健身环境、服务与治安、环境质量4个子量表。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幸福感在不同个体特征间的差异;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生活环境与幸福感的关联。

[结果] 问卷有效率为79.3%。调查对象主观幸福感总分为(7.38±1.76)分,并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和经济状况的居民间存在统计学差异(均P <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在调整人口学特征后,以低水平组为对照,美观程度中、高水平组的OR分别为1.52(95% CI:1.23~1.89)和2.97(95% CI:2.25~3.92);健身环境中、高水平组的OR分别为1.11(95% CI:0.89~1.37)和1.64(95% CI:1.27~2.11);服务与治安中、高水平组的OR分别为1.08(95% CI:0.87~1.33)和1.81(95% CI:1.40~2.34);环境质量中、高水平组的OR分别为1.57(95% CI:1.27~1.94)和2.77(95% CI:2.12~3.61)。

[结论] 生活环境会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优良的生活环境可能是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保护因素。

关键词: 居民;  生活环境;  主观幸福感;  美观程度;  健身环境;  服务与治安;  环境质量 

主观幸福感[1](subjective well-being)通常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体现出个体对自我相对稳定的总体认知倾向。它包括积极情绪、消极情绪与生活满意度。

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长足改善,成果有目共睹[2]。与此同时,过快的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诸多隐患[3-4]:环境污染、社会竞争、亚健康等都极大地影响着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作为应对的重要手段,世界卫生组织从20世纪80年代即开展“健康城市”这一全球性战略,得到世界各国的纷纷响应。国内健康城市的建设也已步入全面发展阶段,以上海、苏州等为代表的城市纷纷开展健康城市创建。特别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将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形势下[5],健康为本的理念愈发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重视,通过推进健康城市建设,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但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仍不容乐观,联合国最新发布的2017全球幸福感指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得分排名第79位,还未达到1990年时的水平。如何有效提升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们探索关注的又一大焦点。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现有研究指出,主观幸福感可能会受到诸如社交地位[6]、社会支持[7]、人格[8]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生活环境作为实现健康城市的主线(即健康人群、健康社会和健康环境)之一[9],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对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近些年逐渐受到较多的关注。然而多数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主要探索环境污染和自然环境质量[10-11]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对社区环境、健身环境等人为环境的关注相对较少。MUSA等[12]、林杰等[13]从城市建成环境的角度检验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HOLTZHAUSEN [14]研究居民的健身环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事实上,国内现有的相关文献仍较为有限,且多着眼于生活环境的某些方面,同时多数研究选用的单条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在对主观幸福感的阐释上略有不足。

因此,本研究选取即将开展健康城市建设的江苏省东台市作为研究场所,以多条目个人幸福感指数量表为测量工具,尝试从环境质量、社区环境等多角度更全面地探究居民生活环境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为更有效地实现健康城市创建,提升国民幸福感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7年8—9月,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选择江苏省东台市所有14个乡镇作为研究现场,按人口比例由乡镇下属各居委会(社区)按当地常住人口登记表,通知出生日期与调查日期最接近的,年龄介于15~75岁的常住居民前往居委会集中接受调查。如不能参加调查者,则在同年龄段人群中按出生日期相近者进行补充。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由研究对象自主完成问卷填写,最终回收问卷3 665份,剔除不合格问卷后,获取有效问卷2 907份,问卷有效率79.3%。

1.2   调查方法

现场调查由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业人员主导,居委会(社区)负责人员协助,完成调查的质量控制。原则上由调查对象自主完成问卷;对于文化程度低或视力不良的老年人,无法自主完成问卷者,由经过统一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调查员,在现场提供帮助完成问卷,但不做任何引导与提示。为保证调查对象的隐私,采用匿名调查。调查过程中由调查人员与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质控人员逐一审核问卷填写的完整情况并签字确认,并在调查后由质控人员抽查各居委会(社区)调查问卷进行回访,对漏填问卷补充调查,真实性较差的问卷则要求在质控人员监督下复核。

1.3   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采用自拟问卷,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个人幸福感指数量表、生活环境评估量表等。

个人幸福感指数量表用于评估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该量表由DIENER编制,并且已经被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学者运用于多项研究中,其量表的有效性得到普遍证实[15]。量表共7个条目,likert 11级赋值,得分范围0~10,量表总分为7个条目的加和平均值。本调查人群中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960。

生活环境评估量表包括4个子量表:(1)居住地美观程度(包括垃圾、噪音、房屋维护等5项)。(2)居住地健身环境(包括健身场所、运动设施、运动团队等8项)。(3)居住地服务与治安(包括住宅失窃、交通安全、周边学校、公共交通等8项)。(4)居住地环境质量(包括饮用水质、空气质量、管理服务和绿化)。前3个子量表按likert 5级赋值:1为完全不同意,5为完全同意;总分按三分位数法分为:同意、基本同意、不同意。最后1个子量表按likert 5级赋值:1为非常不满意,5为非常满意;总分按三分位数法分为:不满意、一般、满意。以上4个子量表在本次调查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08、0.924、0.801、0.886。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EpiData3.10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 19.0进行数据的处理和统计分析。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个体特征间幸福感的差异,并进一步进行Duncan多重比较;通过趋势检验判断因子得分的变化趋势;选择三分位数法,将总分从高到低排序,以第33.3%和66.7%的数字为截断值分为高、中、低3组,双向比较生活环境与幸福感在不同水平间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个体特征等其他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分析生活环境与幸福感的关联。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一般人口学特征

调查对象的男女性别比为1.10:1,男性居多。年龄分布多在45~65岁之间,占总调查对象的51.9%,平均年龄为(49.9±13.9)岁。受教育程度以初中、高中/中专为主,高中/中专及以下水平人数占总调查人口的89.3%,其中即小学以下文化程度人数占7.3%。调查对象目前的经济状况以一般水平居多,占总调查人数的41.9%;其次为好(中等),占比为38.8%。婚姻状况:已婚者2586人,占91.9%;未婚者181人,占6.5%;离异、丧偶者等46人,占1.6%。见表 1

表1

不同个体特征的东台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n=2 907)

2.2   居民幸福感的现状

调查对象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为(7.38±1.76)分。从表 1可见:不同性别间主观幸福感水平无区别;而不同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状况的居民其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其中25~34岁组的受访者拥有最高得分的幸福感水平,得分最低的则是75岁以上年龄组,大体呈现出两端低中间高的分布状况,近似倒“ U”形;婚姻状况方面,已婚者的幸福感高于未婚或离婚等人群;受教育程度为小学以下者幸福感得分最低,大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幸福感得分最高;经济状况方面,多重比较显示经济水平中等及以上者,相应幸福感得分高于经济水平中等以下者。

2.3   居民幸福感与生活环境的关联

2.3.1   不同幸福感水平间的生活环境状况比较

按三分位数法将主观幸福感总分分为高、中、低3组,比较4个生活环境子量表得分在不同水平幸福感间的差异。结果显示:美观程度、健身环境、服务与治安、环境质量在不同水平幸福感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且随着幸福感水平的提升,各生活环境的得分呈现递增,趋势检验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表2

研究对象不同幸福感水平与生活环境状况

2.3.2   不同生活环境状况间的幸福感得分比较

按三分位数法将生活环境4个子量表的得分分为高、中、低3组,比较幸福感得分在不同生活环境组间的差异。分析发现幸福感得分在各子量表不同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且美观程度越高、健身环境越完善、服务与治安越好、环境质量越好,幸福感得分越高。见表 3

表3

研究对象不同生活环境状况与幸福感得分

2.4   居民幸福感的多因素分析

以主观幸福感为应变量,按三分位数法将生活环境的4个子量表得分分为低=(0,0)、中=(1,0)、高=(0,1)三组,对各个体特征因素按照表 4进行分类变量赋值,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两者间关联。模型l以主观幸福感为应变量,以生活环境为自变量。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个体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如表 5所示,以低组为对照,中、高组的OR值依次递增。见表 5

表4

一般人口学变量赋值表

表5

调查对象主观幸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东台市受访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总分为(7.38± 1.76)分,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结果相近,CASAS等[16]、SMYTH等[17]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主观幸福感得分同样在7.0分上下波动,反映出正常情况下主观幸福感总分的相对稳定性[18]

本次调查显示,在个体特征因素中,主观幸福感与年龄、婚姻状况、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有关,其变化趋势除年龄因素外与国内外现有研究大体相符:已婚者高于未在婚人群;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居民通常对社会资源有更高的可及性,从而拥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19]得分。而本研究中这种差异较为微弱,与李婷[20]的队列研究结果相似,可能是随着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大众接触高等教育的机会更高,由此带来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所致。通常,个体主观幸福感会随着自评经济水平的提升而显著增长[21]。只是,当自评经济达到较高水平后,这种正向关联逐渐减弱,甚至可能出现经济增长而幸福感反而降低的“幸福悖论”,即“伊斯特林”悖论[22]

而本研究中,不同年龄分组主观幸福感的倒“ U”形分布,与国内多数研究呈现相反的变化趋势。如陈倩等[23]对福州居民的调研结果,刘彤等[24]基于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的分析,孟晓凡[25]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挖掘。可能是东台市作为四线城市,工作节奏相对较慢,生活负担相对较轻,而对青年与老年人群的社会福利等支持体系尚未完善。

国内外学者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生活环境间的关联性研究提示,居住地生活环境与主观幸福感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关联:陈叶秀等[26]指出景观优美、车辆停放等环境因素能影响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示人们对社区环境的普遍需求;BRADSHAW等[27]则从不同国家背景下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视角,探索住宅、自然环境等与主观幸福感的关联。本研究的关联性分析得出相似的结论,同时进一步的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居住地美观程度、健身环境、服务与治安、环境质量都是主观幸福感的保护因子,而且在纳入个体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前后,OR值的变化仅在10%左右,说明主观幸福感并非主要受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两者间关联性的存在可能是由于居住地的美观与环境优良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缓解心理负面情绪,而良好的健身环境有利于居民保持身体健康和邻里交流,服务与治安的完善则为居民提供可靠的生活保障与个人安全感。这些都有助于居民幸福感的提升。

事实上,近些年也有研究指出,主观幸福感同样可以作为自变量,去影响生活环境等因素,即主观幸福感的逆向效应。亢楠楠等[28]、CARTER [29]等的研究都指出,主观幸福感可能与居民的环境行为有关,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有助于增强其参与改善居住地环境的意识,从而带来行为改变。而本研究中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与生活环境4个子量表的关联性研究同样提示可能存在这样的逆向效应。目前,相关的文献还较为有限,有待进一步验证。

因而,想要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首先应通过健康促进,包括采用新闻、新媒体、公益活动等方式,促使从个体方面,居民对居住地环境产生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维护健康环境,从而有助于提升居民个体的幸福感知,同时也为群体层面逐渐改善生活环境打好群众基础。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继续推进、完善基础设施与便民服务,包括医院、学校、健身设施以及就近的交通工具,为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响应居民的意愿,加大环保宣传和督查工作,整治污染排放严重的企业,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当地居委(村)相关人员以及社会组织,也可以因地制宜地组织一些小型群众性活动,如趣味运动会、当地民风民俗等,增强居民间的融洽和交流,促进居民间交流与相互支持,提升居民的认同感与幸福感。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由于本次研究属于横断面调查,不能反映因果关系,仅可以作为将来研究的线索,今后或可采用队列研究,观察数年间生活改善及相应幸福感的变化情况;此外,本次调查问卷采用自评的方式,难以避免一些虚假回答,从而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最后,本次抽样调查为针对东台市所有乡镇的配额抽样,能较好地反映东台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现状,但是对于结果外推的代表性上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仅能作为参考。

综上,本研究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与生活环境关系密切,提高环境质量(包括物质环境与人际环境)可有助于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表1

不同个体特征的东台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得分(n=2 907)

Table 1
表2

研究对象不同幸福感水平与生活环境状况

Table 2
表3

研究对象不同生活环境状况与幸福感得分

Table 3
表4

一般人口学变量赋值表

Table 4
表5

调查对象主观幸福感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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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吴宁(1993-), 男, 硕士生; 研究方向:职业紧张与健康促进; E-mail: 16211020019@fudan.edu.cn

[收稿日期] 2018-01-02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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