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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5(6):489-494.doi:10.13213/j.cnki.jeom.2018.17749

新入伍军人抑郁情绪与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的关系


1.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
2. 新疆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心实验室,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收稿日期: 2017-12-20;  发布日期: 2018-07-0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1460489)

通信作者: 刘继文, Email: liujiwendr@163.com  

作者简介: 陶宁(1982-),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职业流行病学; E-mail:

[目的] 了解新入伍军人的抑郁自评得分,并分析抑郁情绪与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以新疆某部队2014年9月新入伍军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抑郁自评量表(SDS)、中文版家庭环境量表(FES-CV)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CSQ)进行调查。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检验,对是否会出现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 323名新入伍军人SDS平均得分为(42.53±8.51)分。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组SDS得分为(43.98±8.30)分,高于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组的(37.94±5.50)分;入伍前为非学生身份组的SDS得分为(45.00±7.60)分,高于学生身份组的(40.42±8.02)分;吸烟组的SDS得分为(45.33±7.74)分,高于非吸烟组的(40.34±7.58)分(均P < 0.05)。SDS ≥ 50分组的娱乐性、组织性和控制性得分低于SDS < 50分组(均P < 0.05)。SDS得分与SCSQ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30),与FES-CV的矛盾性得分呈正相关(r=0.32),与其知识性(r=-0.43)、娱乐性(r=-0.42)、组织性(r=-0.37)和控制性(r=-0.28)得分均呈负相关(均P < 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娱乐性分量表得分是出现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OR(95% CI)为0.512(0.319~0.824)。

[结论] 新入伍军人抑郁情绪与其家庭环境有一定关系,娱乐性可能是其潜在的保护因素。

关键词: 军人;  抑郁;  家庭环境;  应对方式;  横断面研究 

新入伍军人进入部队以后,首先要进行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这些军人必须脱离原本熟悉的社会和家庭环境,开始一种具有严格规章制度的职业生涯,这一阶段的军事训练内容多、强度大、要求高,具有很强的纪律约束性,是军人出现抑郁情绪的高发期[1]。抑郁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问题,可对个体的社会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对新兵而言,表现为对训练、工作和生活的情绪低落,兴趣降低,缺乏主动性等,甚至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严重影响部队士气、安全稳定和战斗力[2]。家庭是个体成长的环境,家庭环境对个体的心理发展水平有深远而重要的影响[3]。心理学中“应对”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其主要功能是调节应激事件作用,包括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调节与事件有关的躯体或情感反应等[4]

目前文献中多见应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5]、艾森克个性问卷[6]等工具评价新入伍军人心理健康水平,而有关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与新入伍军人抑郁情绪的关系却鲜有报道。因此本研究以新疆某部队新入伍的军人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中文版家庭环境量表(Family Environment Scale Chinese Version,FES-CV)和简易应对方式量表(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进行调查,分析抑郁情绪与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旨在从家庭环境及应对方式角度分析影响新入伍军人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为增强新兵训练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研究对象为新疆某部队2014年9月新入伍的军人,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首先随机抽取团级单位,然后从中随机抽取有新兵训练任务的连队,再从抽中的连队随机抽取50~70人。纳入标准:在入伍前及入伍后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体格标准进行医学检查,符合服役条件。排除标准:因训练伤等原因不能参加调查,直系亲属有精神疾病史。本调查得到了新疆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许可,符合最新修订的《赫尔辛基宣言》。研究对象均了解研究性质、可能的后果,无任何经济报酬,并在调查时签署知情同意书。合计有342名军人纳入本次调查。

1.2   方法

调查前,首先对调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统一指导语。调查时间为2014年11月上旬,此时为新兵训练的第10周,处于军事训练中期,各种训练和考核全面展开,新入伍军人心理应激程度较高。调查地点为部队文体活动中心。全部调查对象集合后,由专业人员说明调查目的、内容及填写要求,避免暗示,取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强调匿名填写,以获得真实的调查信息,问卷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由2名调查员分别采用EpiData 3.1软件录入量表,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核对,以确保录入准确。

1.3   人口学特征调查

采用自编条目调查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分为 < 20岁组和≥ 20岁组)、文化程度(分为高中及以下组和专科及以上组)、目前的吸烟状况(吸烟者的定义为调查时的过去30 d内正在吸烟者[7])、入伍前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分为城市(镇)组和农村组]、入伍前的身份(分为学生组和非学生组)等。

1.4   抑郁情绪调查

采用SDS进行调查。该量表由ZUNG等学者于1965年编制,是美国教育卫生福利部推荐的用于精神药理学研究的量表之一,具有操作简便、容易掌握的特点[8]。1985年译制成中文后,中国学者将其应用到了包括中国军人在内的不同人群中[9-10]。该量表包含20个项目,一般需要5~10 min完成,项目采用1~4分的4级评分法,部分项目为反向计分。按中国常模,SDS标准分大于或等于50分的判定为有抑郁情绪[11]。本次调查SDS的内在一致性信度克伦巴赫系数(Cronbach’s α)为0.91。

1.5   家庭环境调查

采用FES-CV [12]调查。FES-CV共有90个选项,选项若回答“是”得1分,若回答“否”得2分。大约需要30 min完成。该量表分为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独立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由于独立性和道德宗教观2个分量表在汉语系人群中使用时内部一致性较差,不适用于中国人群的测评[13],因此本调查采用了除独立性和道德宗教观之外的8个分量表,其Cronbach’s α分别为0.74、0.69、0.73、0.66、0.71、0.73、0.72和0.64。

1.6   应对方式调查

采用SCSQ调查。该量表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2个分量表组成,包括20个条目。积极应对维度由12个条目组成,重点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消极应对维度由8个条目组成,重点反映消极应对的特点[14]。量表采用多级评分,一般需要10~15 min完成,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该量表在中国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15]。本次调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量表的Cronbach’s α分别为0.87和0.81。

1.7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者,以x±s表示,不同人口学特征分组之间SDS得分比较使用t检验;非正态分布者,以MP25P75描述,SDS得分≥50分组(抑郁组)与 < 50分组(非抑郁组)之间FES-CV和SCSQ得分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SDS、FES-CV和SCSQ得分的相关性使用Spearman相关分析;对SDS的影响因素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均为男性,共发放342份问卷,回收率100%,部分问卷因为填写信息不全、逻辑错误而被剔除,得到有效问卷323份,有效率为94.44%。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见表 1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新入伍军人SDS得分(n=323)

Table1.The SDS scores of new recruited soldiers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2.2   SDS得分

本次调查新入伍军人的平均SDS得分为(42.53± 8.51)分。其中:79名调查对象的SDS得分≥ 50分而被判定为具有抑郁情绪,占24.46%,其SDS得分为(53.96±3.67)分;244名调查对象未被界定为抑郁,占75.54%,SDS得分为(38.83±5.94)分。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组SDS得分高于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组,入伍前为学生身份组的SDS得分低于非学生身份组,吸烟组的SDS得分高于非吸烟组(均P < 0.05);而不同家庭所在地、是否独生子女及不同年龄分组的新入伍军人SDS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见表 1

2.3   FES-CV和SCSQ得分

FES-CV和SCSQ得分为非正态分布。Mann-Whitney U检验结果显示,抑郁组FES-CV量表中的娱乐性、组织性和控制性得分低于非抑郁组(均P < 0.05),而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成功性及知识性得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抑郁组与非抑郁组SCSQ积极应对得分和消极应对得分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2

不同SDS得分的新入伍军人FES-CVSCSQ得分比较[MP25P75)]

Table2.Comparison of FES-CV and SCSQ scores of new recruited soldiers against SDS scores

2.4   SDS、FES-CV和SCSQ得分的相关性

Spearman相关分析的结果显示,SDS得分与SCSQ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30,P < 0.05),与FES-CV的矛盾性得分呈正相关(r=0.32,P < 0.05),与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和控制性得分呈负相关(r分别为-0.43、-0.42、-0.37、-0.28,P < 0.01或P < 0.05)。见表 3

表3

新入伍军人SDS得分、FES-CVSCSQ得分的相关性(n=323)

Table3.Correlation of SDS score with FES-CV and SCSQ scores of new recruited soldiers

2.5   抑郁情绪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是否具有抑郁情绪作为应变量(无抑郁情绪=0,有抑郁情绪=1),以年龄(< 20岁=1,≥ 20岁=2)、入伍前居住地[城市(镇)=1,农村=2]、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1,专科及以上=2)、入伍前身份(学生=1,非学生=2)、目前是否吸烟(是=1,否=2)、SCSQ得分(为连续型变量)以及FES-CV的8个分量表得分(均为连续型变量)为自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娱乐性得分进入回归方程(P < 0.001),娱乐性分量表得分高可能是抑郁情绪的保护因素,OR(95%CI)为0.512(0.319~0.824)。

3   讨论

抑郁是新入伍军人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表现为对周围事物的情绪低落、兴趣缺乏和精力减退等,困扰其正常的训练、生活和学习[16],更为严重的是,抑郁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自杀倾向,威胁部队的战斗力和士气[17]。本次调查SDS标准分≥ 50分的新入伍军人占调查样本的24.46%,与XIONG等[18]对军人训练期间的调查结果类似,但高于中国普通人群[19]。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入伍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相对封闭、艰苦、紧张的部队训练生活对于许多刚刚踏入军营的军人来说是一种应激,使新兵抑郁情绪发生率高于普通人群。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调查对象SDS得分不同。首先是文化程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组的SDS得分低于高中及以下组,推测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高,面对困难与挫折时能够更乐观地面对,同时更有效调节自身的不良情绪。其次是入伍前身份,入伍前为学生身份的SDS得分低于非学生身份,可能是入伍前为学生者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入伍动机也相对单纯,入伍后服从意识较好,能较快适应部队紧张而有规律的生活,而入伍前已经工作或无业的群体,接触的人群相对复杂,经历也各不相同,入伍动机多元化,同样面对部队紧张而有规律的生活时,其考虑问题的角度与立场可能影响其抑郁症状。最后是吸烟,吸烟组的SDS得分高于非吸烟组,军队中吸烟等不健康的生活行为方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关于国外军人的调查显示,烟草依赖人群中出现心理健康异常的比例更大[20],与本研究有类似之处。

抑郁症状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21],家庭环境的因素不容忽视。家庭是社会的重要单元,同时也为个体成长提供最初和关键的环境,对其一生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22]。本调查结果显示,SDS ≥ 50分组FES-CV量表中的娱乐性、组织性和控制性得分低于SDS < 50分组。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SDS得分与矛盾性呈正相关,与知识性、娱乐性、组织性和控制性得分呈负相关,这与其他人群的调查结果相似[23]。进一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娱乐性可能是抑郁症状的保护因素。

本研究还发现,SDS得分与SCSQ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新入伍军人进入军营新环境后,抑郁症状组比非抑郁症状组可能采取更多消极的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对抑郁症状有一定的影响。当新入伍军人面对军事训练的困难和问题时,若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例如主动和上级、战友沟通以寻求帮助,容易消除压力,对改善抑郁症状起积极作用。相反,若采取消极应对方式,问题和困难可能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易导致抑郁症状的发生。本研究结果拓展了与新入伍军人抑郁症状有关联的因素,家庭环境无法改变,但通过减少或避免个人消极应对方式,建立积极应对方式,对于改善抑郁有积极作用[24]

本研究局限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研究的设计上,由于是横断面的研究,所以不能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也无法得出抑郁症状与家庭环境和应对方式之间关系的机制。其次,调查对象来自新疆某部队2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入伍地仅为部分省份,不能代表全体新入伍军人,也与一般人群的人口学特征有较大差异。最后,调查中SDS量表、FES-CV量表和SCSQ量表的得分不具有临床诊断价值。

由于抑郁症状的影响因素较多,相互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与新入伍军人抑郁症状有关的因素远不止家庭环境及应对方式,今后的研究应积极探索其他有意义的影响因素,并就其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采用结构方程及其他更有效的中介评价模型探索相互之间的关系。此外,应根据新入伍军人抑郁情绪特点开展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以改善其抑郁症状。

表1

不同人口学特征新入伍军人SDS得分(n=323)

Table 1 The SDS scores of new recruited soldiers by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表2

不同SDS得分的新入伍军人FES-CVSCSQ得分比较[MP25P75)]

Table 2 Comparison of FES-CV and SCSQ scores of new recruited soldiers against SDS scores

表3

新入伍军人SDS得分、FES-CVSCSQ得分的相关性(n=323)

Table 3 Correlation of SDS score with FES-CV and SCSQ scores of new recruited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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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81460489)

[作者简介] 陶宁(1982-), 女,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职业流行病学; E-mail: 38518412@qq.com

[收稿日期] 2017-12-20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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