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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35(6):526-530.doi:10.13213/j.cnki.jeom.2018.17747

应用健康信念模型探索上海市某镇居民肠镜检查意愿影响因素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教研室, 上海 200032

收稿日期: 2017-12-19;  发布日期: 2018-07-06

基金项目: 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健康教育与促进学(编号:15GWZK1001);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科技项目——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方案的优化和应用研究(PKJ2016-Y28)

通信作者: 陶沙, Email: taosha@fudan.edu.cn  

作者简介: 宋荣维(1991-), 女, 硕士生; 研究方向:肿瘤筛查、健康促进; E-mail:

[目的] 运用健康信念模型(HBM),探寻影响居民参加肠镜检查的因素。

[方法] 2015年5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从上海市某镇选取大肠癌初筛阳性后接受和拒绝肠镜检查(接受组和拒绝组)各200人进行健康信念问卷调查,应用t检验比较两组在HBM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益处认知、障碍认知和行为线索5个维度上的差异,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评估各维度得分对肠镜检查意愿的影响。

[结果] 最终获得有效问卷395份,接受组199份,拒绝组196份。两组HBM问卷得分分别为(0.66±0.12)分和(0.55±0.14)分,接受组得分高于拒绝组(P < 0.001)。接受组在HMB 5个维度上的认知程度均高于拒绝组(均P < 0.05)。在大肠癌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的易感性知识,以及大肠癌筛查在降低发病及死亡率,提高治疗效果及掌握自身健康状况的益处认知方面,接受组认知程度高于拒绝组(均P < 0.001)。在获得医生建议和家人朋友支持比例上,接受组相对于拒绝组的OR值分别为4.25(95% CI:2.05~8.84)和9.08(95% CI:4.19~19.68);而拒绝组则更加认可大肠癌治愈可能性低及缺乏肠镜检查时间。logistic回归中益处认知得分对模型影响最大,其OR值为44.37(95% CI:8.83~222.96);其次为行为线索和障碍认知得分,OR(95% CI)分别为9.36(3.36~26.05)、7.00(2.45~20.03)。

[结论] 未接受肠镜检查者对大肠癌易感性认知和肠镜检查益处认知不足,社会支持缺乏;对大肠癌治疗和预后的消极态度及缺乏肠镜检查时间也是阻碍人群进行肠镜检查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健康信念模型;  社区居民;  肠镜检查;  影响因素 

大肠癌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占所有恶性肿瘤的9.7%,死亡率居全球第四位[1]。研究表明,早期大肠癌根治术后,患者5年生存率可高达90%以上,有淋巴结转移的中期癌生存率为60%~70%,远处转移的晚期癌5年生存率不足10%[2-3]。目前,诊断大肠癌敏感度最高、最可靠的方法是肠镜检查,肠镜检查不仅能观察病灶情况,还能同时处理一些早期病灶[2]。但肠镜检查存在侵袭性强,易给患者带来痛苦和不便等弊端,因此国内外肠镜检查依从性均较低[4-7]

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是一种从知信行角度来解释个体采取健康行为的社会心理学模式,它认为采取健康行为的动力受个体对疾病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行为益处、障碍认知以及行为线索和自我效能等方面的影响,目前已应用于多种健康行为促进项目[8-9]。西方国家已有研究表明可以通过HBM识别出多种大肠癌筛查的关键性阻碍因素,如不当的大肠癌及筛查相关知识、低易感性认知等[10-11]。目前,我国学者也在探索影响居民肠镜检查意愿的因素[12-13],但运用HBM探究相关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研究运用HBM比较大肠癌筛查阳性者接受和拒绝肠镜检查人群之间的差异,旨在探索影响居民参加肠镜检查意愿的因素,为制定提高居民肠镜检查依从性的方案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上海市某镇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中接受和拒绝肠镜检查(接受组和拒绝组)各200人进行健康信念问卷调查。初筛阳性居民即大肠癌筛查问卷和/或免疫法检测大便潜血检测阳性的居民。调查时间为2015年5月。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40~74岁;(2)该地区参加大肠癌筛查并且初筛结果为阳性的居民。排除标准:(1)已确诊的大肠癌患者;(2)因身体或精神障碍不能沟通者。

1.2   研究方法

1.2.1   问卷调查

采用入户访问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1)社会人口学特征,即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以及大肠癌家族史。(2)健康信念问卷,包括大肠癌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益处认知、障碍认知和行为线索5个维度,20个条目。共发放问卷400份,全部回收,去除无效问卷后得有效问卷395份,有效回收率98.75%。

1.2.2   问卷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健康信念问卷是在“知识和健康信念问卷”[14]的基础上进行修改编制的,从原问卷4个维度中抽取部分条目,并根据居民筛查的实际情况修改部分条目,并在此基础上添加行为线索维度,最终编制为包含20个条目的“健康信念问卷”。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内容效度方面,采用专家咨询法,通过查阅国内外相关资料,并向相关的专家学者了解量表制定及条目筛选的过程和依据;结构效度方面,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量表的结构效度,以主轴法验证抽取因素的适当性,KMO值为0.70,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1 380.44,P=0.000;信度方面,研究对象5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56、0.70、0.67、0.61和0.61。

1.2.3   评分标准

健康信念问卷中,将“否”和“不知道”合并为一组作为阴性表现,得分为0,“是”作为阳性表现,得分为1;其中在严重性认知和障碍认知维度上,采用反向评分原则,即“否”和“不知道”得分为1,“是”得分为0。健康信念问卷各维度总分为维度中各条目得分的总和,为了便于比较,各维度得分采用均分的方式,即各维度得分=各维度总分/维度条目数。

1.3   质量控制

(1)培训调查员,严格执行纳入和排除标准;(2)问卷审核,对遗漏10%以上条目或所有选项为同一答案的问卷作无效问卷处理。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EpiData 3.1软件双录入,采用SAS 9.4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因素在两组间的分布状况运用描述性分析;两组对比时,对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和Willcoxon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最后,将年龄、性别及健康信念问卷5个维度得分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本研究统计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

本研究中,OR值的含义为:结肠镜检查接受组和拒绝组之间各因素分布比例上的差异,当接受组与拒绝组比较OR > 1时,提示该因素为肠镜检查促进因素;当拒绝组与接受组比较OR > 1时,提示该因素为肠镜检查阻碍因素,且OR值越大其作用越强。

2   研究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

最终纳入395人,其中接受组199人,拒绝组196人。研究对象中男性201人,女性194人,平均年龄为(56.80± 8.85)岁。研究对象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仅有10.89%的人拥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在两组间均无差异。见表 1

表1

上海市某镇395名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的人口学特征

2.2   健康信念问卷得分

根据健康信念问卷对研究对象进行评估,接受组在各维度上的认知程度均高于拒绝组(P < 0.05)。在健康信念问卷的5个维度中,认知程度排序由高到低依次为益处认知、行为线索、易感性认知、障碍认知和严重性认知,两组人群各维度得分排序与全体情况基本相同。见表 2

表2

上海市某镇395名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的健康信念问卷得分

易感性认知共3个条目,其中Q1和Q2两个条目认知程度较高,均有50%以上的人认同。而在Q3上两组认知程度均不高,仅有30%左右的人认同。接受组对Q1认知程度高于拒绝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严重性认知方面,Q5和Q8两项在接受组和拒绝组均有较高的认可比例,两组间认知没有差异;拒绝组认同Q4的比例高于接受组,即拒绝组对大肠癌的诊断治疗持有更为悲观的态度(P < 0.001)。而在益处认知方面,两组在各条目上均有较高的认知度,接受组认可比例范围为84.4%~99.5%,拒绝组认可比例范围为62.2%~90.3%;接受组在4个条目上的认知程度均高于拒绝组(均P < 0.001)。障碍认知的6个条目中,仅Q13、Q15和Q18项在两组间存在差异,且拒绝组认同该观点的比例高于接受组(均P < 0.01)。行为线索2个条目中接受组认可比例都高于拒绝组(P < 0.001)。其余各条目两组认知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3

表3

上海市某镇395名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健康信念问卷调查结果

2.3   肠镜检查意愿的影响因素

将年龄、性别及健康信念问卷5个维度得分作为自变量,是否接受肠镜检查作为应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接受肠镜检查赋值为1,未接受肠镜检查赋值为0;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年龄与健康信念模型5个维度得分作为连续性变量。结果显示,在回归模型中益处认知得分对模型影响最大,其OR值为44.37(95%CI:8.83~222.96),其次为行为线索得分和障碍认知得分,OR(95%CI)分别为9.36(3.36~26.05)、7.00(2.45~20.03)。见表 4

表4

上海市某镇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肠镜检查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s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运用HBM,比较了大肠癌初筛阳性人群中,接受和拒绝肠镜检查人群在易感性认知、严重性认知、益处认知、障碍认知和行为线索五方面的差异。总体而言,对患大肠癌的消极态度、经济负担、肠镜检查过程繁琐、疼痛是研究人群认同度较高的因素。

对于益处认知方面,拒绝组对无症状时仍要进行大肠癌筛查的认可度较接受组低。新加坡的研究显示:仅有三分之一的新加坡华人知道即使在没有症状时也应该进行筛查[15]。我国一项农村居民大肠癌筛查意愿的研究显示,居民“感觉身体好,没必要进行筛查”是阻碍居民参加大肠癌筛查的首要原因[13]

对大肠癌治疗和预后的消极态度是阻碍居民进行肠镜检查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中,拒绝组更加认同大肠癌不可治愈(OR=3.92,95%CI:2.28~6.75),并害怕查出患病而无力治疗(OR=1.87,95%CI:1.21~2.88)。国内一项大肠癌筛查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显示,“害怕检查出大肠癌后增加心理负担”和“如果检查出大肠癌,治疗费用昂贵负担不起”是阻碍居民参加大肠癌筛查的重要影响因素[12]。事实上,大肠癌的预后与诊断时的分期有关,筛查有助于早期发现疾病,并且筛查人群大肠癌平均诊疗费用低于非筛查人群[16]。此外,多项研究均表明“没有时间参加肠镜检查”是阻碍居民参加包括大便潜血检测、结肠镜检查、乙状结肠镜检查等大肠癌筛查项目的重要因素[17]。同样,在本研究中拒绝组表示没有时间参加肠镜检查的比例更高(OR=33.27,95%CI:16.53~66.97)。

社会支持也是影响居民参加肠镜检查的重要因素。本研究中,接受肠镜检查组获得医生的建议和家人或朋友的支持更高,其OR值分别为4.25(95%CI:2.05~8.84)和9.08(95%CI:4.19~19.68)。缺乏医生的引导建议是大肠癌筛查水平低下的关键性因素[18-19];家人和朋友的支持是居民克服心理障碍,最终做出健康行为决定的重要环节。SOHLER等[20]的研究显示:同卫生服务人员交流过的人,其1年内参加肠镜检查的比例比未交流过的人高6.8%。在一项非裔美国人的研究中,结果同样提示家人的支持与大肠癌筛查意愿有着正相关关系[21]

本研究仅以上海市某镇大肠癌筛查阳性居民作为研究对象,样本量相对较小,在代表性上存在缺陷。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争取扩大研究范围,纳入城乡不同地区的研究对象,更准确地探寻影响居民肠镜检查意愿的因素。

综上,本研究显示:对患大肠癌的恐惧、经济负担、肠镜检查过程繁琐和疼痛是普遍存在的阻碍性因素。拒绝肠镜检查的人群存在易感性和益处认知不足、社会支持缺乏的问题;而对大肠癌治疗和预后的消极态度、缺乏肠镜检查时间及肠镜准备麻烦则是阻碍肠镜检查的重要因素。因此,促进大肠癌防治知识的传播,促进居民正确防治理念建立;简化肠镜检查程序,开展无痛肠镜,增强居民社会支持等是提高居民参加肠镜检查意愿的可行手段。

表1

上海市某镇395名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的人口学特征

Table 1
表2

上海市某镇395名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的健康信念问卷得分

Table 2
表3

上海市某镇395名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健康信念问卷调查结果

Table 3
表4

上海市某镇大肠癌初筛阳性居民肠镜检查意愿影响因素的logistics回归分析

Tab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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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第四轮公共卫生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健康教育与促进学(编号:15GWZK1001);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科技项目——社区居民大肠癌筛查方案的优化和应用研究(PKJ2016-Y28)

[作者简介] 宋荣维(1991-), 女, 硕士生; 研究方向:肿瘤筛查、健康促进; E-mail: 15211020058@fudan.edu.cn

[收稿日期] 2017-12-19 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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