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援人员与灾难或事故中的受害者相似，同样会遭遇大量的创伤刺激。在经历创伤刺激后，个体可能产生消极与积极两个方面的变化，是创伤的一体两面，共存于个体身上。消极变化指因创伤而导致的各种心理问题，从轻微的消极情绪症状（如抑郁、焦虑、恐怖等）、创伤后应激症状（post-traumatic stress symptom, PTSS）到各种心理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 ASD）等。创伤相关心理障碍是救援人员不可忽视的职业性心理疾病。在遭受负面影响的同时，许多经历创伤的个体仍能保持身心健康，甚至有更多的积极情感体验或认知转变，获得心理上的成长。积极变化即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由Tedeschi等^[1]首次正式提出，是指由于与极具挑战性的生活危机做斗争而发生的积极变化，是个体对抗心理疾病的重要因素。Tedeschi等^[1]编制的创伤后成长问卷（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PTGI）将PTG的内涵分解为五个方面，即与他人的关系、新的可能性、个人力量、生活欣赏和精神改变。已有研究发现，未经干预时创伤相关的症状与PTG有显著相关^[2–4]。通过干预提高个体的PTG可有效地对抗心理疾病，是救援人员从职业性心理疾病中恢复的重要因素，在创伤相关心理疾病的干预中受到普遍的关注与重视^[5]。

在探讨PTG现象时，鲜有研究聚焦于救援人员与受害者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间的区别。救援人员指在各种紧急情况中为受害者提供救助的个体，包括职业救援队、消防员、警察、军事人员/士兵、医务急救人员和志愿者等^[6]。救援人员的创伤经历，如遭遇创伤的原因、创伤的内容、创伤带来的影响、PTSD与PTSS的相关因素等与受害者有较大的不同。这可能使得救援人员PTG的内涵、特点与受害者也有明显的区别。而目前PTG的测量工具、理论观点均来源于对受害者的研究，可能不足以对救援人的PTG现象进行针对性的阐述。因此，需要分析救援人员与受害者在创伤经历上的区别，探讨救援人员PTG区别于受害者的不同内涵与特点，深入阐述救援人员的PTG现象，调整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以促进PTG的理论发展与实践应用，为干预救援人员的职业性心理疾病提供更为恰当的理论基础。

1.   救援人员与受害者创伤经历不同

1.1   救援人员创伤经历具有准备性

受害者通常在毫无准备、缺乏明确征兆的情况下经历创伤或危机性事件，其创伤经历通常是被动的；而救援人员的创伤经历具有准备性^[7]。救援人员通常为经过专业化培训的职业人员。在正式从业前，一般都经历了严格的训练；从业后，则通过多次面对创伤情境增长救援相关经验。如高海拔山岳救援^[8]、道路交通事故紧急救援^[9]等。研究结果显示，准备性能够降低救援人员产生心理问题的比例。在各职业救援群体中，警察、消防员的PTSD患病率较低^[10]。对志愿救援者与职业救援人员的对比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缺乏训练与救援经历的志愿者群体中发生PTSD、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的比例显著增高^[10–11]。

1.2   救援人员经历创伤数量与类型多于受害者

与救援人员相比，受害者经历意外事故或在灾难情境中的暴露频率较低，且其创伤体验通常具有情境特异性，内容相对单一。救援人员因其职业特性，需频繁介入各类紧急救援场景，不仅可能接触受害者所经历的各种创伤情境，还需面对与受害者不同的、职业特有的创伤暴露风险。Mikutta等^[12]对456名高山救援人员的调查发现，在一次救援行动中有71.2%的救援人员遭遇创伤刺激，56.1%的救援人员遭遇两次甚至更多的创伤刺激。Alexande等^[13]对110名医务急救人员过去六个月内的创伤经历进行调查，发现被试共计经历1074次创伤，平均每人10次。被试评定为“最痛苦事件”的有受伤的儿童、受伤的熟人、无能为力的灾难现场、重伤等。对3000多名希腊消防员的调查发现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是“处理或救援死亡儿童”，最大的压力因素是“感到对受害者生活质量负责的抑郁”和“来自观察员、电视台等的压力”^[14]。

1.3   救援人员心理问题的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不同于受害者

经历创伤后，救援人员与受害者心理问题的危险因素与保护具有一定的共性，也有显著的不同。共性方面，创伤暴露、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消极应对方式、侵入性反刍等是心理问题的危险因素；而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积极应对方式、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等是心理问题的保护因素^[15]。差异性则体现在创伤类型、工作/任务相关因素上^[6]。

救援人员经历创伤的数量与种类显著多于受害者，这可能是救援人员心理问题的重要风险因素。较少研究直接比较创伤类型对救援人员与受害者心理问题的不同影响，然而其他的相关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创伤导致的后果有所不同，某些类型的创伤可能是心理问题更大的风险因素。对216名因创伤经历而求诊的青少年调查发现：火灾暴露和性虐待是全部研究对象PTSD的显著预测因子，模型解释了12.4%的变异；性虐待是女性受害者PTSD的显著预测因子；暴力犯罪则是男性受害者PTSD唯一的预测因子^[16]。

工作/任务相关变量是救援人员心理问题独有的相关因素。救援人员的工作条件中既有心理问题的风险因素，也有保护因素。救援工作环境往往极为不利，如物资紧缺、人员紧张、时间压力与任务压力大、工作场所不固定等。不利的救援环境会导致救援人员极高的工作负荷、缺乏休息与情绪耗竭。这是救援人员心理健康的风险因素。研究发现救灾期间的工作时间与PTSS有关^[17]；工作负荷与PTSD患病率有关^[18]；工作压力与PTSS、抑郁、焦虑与躯体化症状的恶化有关^[19]。从业之前的训练，从业之后的救援经历，团队内支持等则是救援人员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6]。

1.4   创伤导致的消极结果不同

创伤经历对救援人员独特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职业上，最为常见的是倦怠综合征（burnout syndrome, BOS）。BOS并不是一个临床诊断，它通常被定义为对工作的兴趣减退，存在较高的疲劳感，对工作中发生的事情较为冷漠，以及自我效能感下降^[20]。与救援相关的心理障碍患病率相比，救援人员被评估为BOS的比例更高。对参与欧洲难民危机救援的217名救援人员的研究发现，半数以上（57%）的被试在Maslach倦怠问卷上的得分符合BOS的标准^[21]。Katsavouni等^[14]对3289名消防员的调查研究发现，20%的被试满足BOS的标准。

2.   救援人员PTG的内涵

目前针对性探讨救援人员PTG内涵的研究十分缺乏。一些对救援人员的救援经历、创伤经历进行定性研究的文献中发现被试报告了不同于受害者的独特反应、积极成长，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PGT的内涵不同于受害者。

Jiang等^[22]对来自上海一所三甲医院的17名参与了新冠疫情救援的医务人员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定性探讨其PGT的具体表现。研究结果归为两大方面：精神与行为方面的成长。精神方面包括积极的思维（乐观地面对问题）、自我认同（“救援人员”角色带来的积极体验如成就感、自豪感等）和感恩（感恩生活、感恩他人）。行为方面包括个人赋权（应对危机的能力与力量的增强）、人际亲密度（与他人的情感联系更多、更紧密）和新的规划（职业方面的成长与计划）。Jiang等^[22]的研究结果表明，救援人员产生了有别于受害者的独特PTG。其中，积极的思维、感恩、个人赋权、人际亲密度与受害者的PTG相一致，而自我认同、新的规划是救援人员所特有的PGT。

另外几项并不旨在揭示救援人员PTG内涵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独特之处。Berg等^[23]对一个包含12名成员的急救小组采用焦点讨论的方法，探讨其经历创伤之后的同情疲劳、倦怠综合征、压力相关的触发因素和应对策略。结果发现，被试除了表现出对工作的倦怠、对受害者的同情疲劳之外，还报告了一系列的积极变化。如有成员表示“拯救生命”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满足，认为自己“改变了这些（灾难性的）事件”“收获了感动”，并在团队工作中体验到凝聚力、成就感、类似于“肾上腺素飙升”的兴奋感，以及愿意为了这份事业而继续努力追求完美的动力感。Bakhshi等^[24]对参与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导致的核泄漏与海啸救援的36名救援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以考查影响救援人员幸福感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发现，被试普遍报告因参与救援而感到自豪。因为它让救援人员感到自己做出了贡献或完成了一些好的事情，从而提高信心、自尊和同情心；更加致力于过上充实的生活；感觉与他人的联系更紧密并增强了目标意识等。Thoresen等^[25]对参与了2004年挪威海啸救援的581名救援人员的大样本调查研究发现，超过90%的被试认为救援经历是十分有意义且宝贵的，有助于自己的职业成长。

有限的研究报告一致发现，救援人员与受害者的PTG在内涵上既有重叠，也有区别。救援人员除了能够获得受害者所能获得的积极成长之外，还会产生与救援行动或职业相关的其他方面的成长。总结已有研究发现，救援人员PTG的独特内涵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情感体验，如成就感、自豪感、意义感等；二是职业方面的成长，如有了新的职业规划与技能的提升^[23–25]。

3.   救援人员PTG的特点

救援人员不同于受害者的创伤经历不仅导致其PTG内涵有所不同，也带来其PTG的特点的不同。救援人员PTG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职业性，以及职业原因所带来的PTG动态过程的复杂性与静态内涵的丰富性。

3.1   救援人员PTG的职业性

大部分救援人员是职业人员。救援行业需要较高的专业技能及较强的心理素质。从业之前的职业选择使得个体对职业的内容，即将面临的任务，可能的后果等都有一定的思考。职前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使救援人员熟悉创伤情境，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此对于救援人员而言，在经历创伤之初，或从事救援行动之前，就已经对可能遇到的情景有所准备和估计。受害者的创伤体验是压倒性的，极度痛苦的。而救援人员由于心理上的准备与技能上的训练，其经历创伤时的认知与情感体验可能与受害者有较大的不同。已有的调查研究一致发现大部分救援人员产生了PTG，同时PTSD、抑郁症、焦虑症等与创伤密切相关的心理障碍患病率也远高于普通人群^[10]。PTG是与创伤刺激、各种消极症状相伴而生的。救援人员在面对大量的创伤刺激、消极症状时，如何进行认知重构与抗争并获得PTG，可能与受害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且更为复杂。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因素、环境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而带来更大的变异。

3.2   救援人员PTG动态过程的复杂性

在PTG的相关理论模型中，都十分强调沉思、认知重构对于个体获得成长的重要性，是PTG产生的一般心理过程。对于受害者而言，最初的沉思是因遭受创伤而自动产生的，是个体难以控制的；而认知重构产生于相对较晚的时间点，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在他人的帮助下产生^[26–27]。沉思意味着个体对痛苦经历的反刍，对已有经验与认知图式的质疑，对旧有行为模式的不适应性进行反思；认知重构则代表着个体尝试打破旧有的认知图式与行为习惯，思考如何应对、适应已经改变了的境遇。

“职业性”导致救援人员获得PTG的动态过程更为复杂。救援人员在PTG的成长变化过程中仍会继续执行任务，继续面临创伤、职业压力与要求等。PTG与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着往后的从业生涯、PTG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最终获得什么样的PTG。不同的创伤经历与不同的PTG相关联，这在对受害者^[28–29]与救援人员^[23–25]的定性研究中得到广泛的证实。相对于受害者创伤刺激的单一性，救援人员创伤经历的多样与多次、准备性是导致PTG发展变化过程复杂性的重要因素。这种复杂性可能表现为沉思与认知重构的时间进程不同，或在不同类型的创伤经历中获得不同方面的成长，或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创伤经历中获得对某些成长更为深刻的认知与体验，或多方面的成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促进等。

3.3   救援人员PTG静态内涵的丰富性

职业性、PTG过程的复杂性可能导致救援人员PTG静态内涵的丰富性。经历创伤刺激之后到获得PTG，这是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而获得PTG之后的状态则可视为静态结果。PTGI问卷所测量的即是个体获得PTG之后的静态结果。创伤刺激的多样性与过程的复杂性导致了救援人员PTG静态结果的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救援人员PTG内涵的丰富性。如前所述，救援人员的PTG内涵可能比受害者更为丰富，可能包括因救援行动而带来的积极情感以及职业方面的成长。二是PTG最终状态的不确定性。在经历创伤刺激一定时间之后，大多数受害者能够获得较为稳定的PTG最终状态。而救援人员经历创伤刺激更多，从业时间较长，PTG的发展变化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其PTG的最终状态难以确认。

4.   救援人员PTG内涵的研究现状

救援人员的创伤经历、PTG的内涵与特点不同于受害者，然而目前探讨救援人员PTG现象所使用的测量工具与理论模型均是基于对受害者的研究得来的，未曾考虑群体差异。

4.1   测量工具

目前尚未有针对性测量救援人员PTG的测量工具。研究救援人员PTG现象时的主要测量工具为PTGI^[30–32]，然而PTGI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所使用的样本均为受害者。Tedeschi等^[1]编制的PTGI是目前研究各个群体PTG现象最为广泛的测量工具，研究对象是近五年经历了创伤事件的199名男性与405名女性受害者。后续有不少研究在多个受害者样本群体中探讨了PTGI的信效度。Silverstein等^[33]在400名近期有应激性事件的美国大学生中探讨了PTGI的结构。结果显示PTGI的五因素结构拟合良好；且与其他的效标问卷（生活事件、心理弹性、创伤后应激症状等）之间具有不同的相关模式，表明五因素之间具有良好的独立性。Silva等^[34]在300名德国大学生群体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数据显示PTGI具有良好的信度、结构效度、聚合与区分效度。国内也有研究者对PTGI的结构进行了验证与修订，研究结果与原问卷的五因素结构稍有差异。张月娟等^[35]在706名有创伤经历的大学生中对PTGI问卷进行了修订，提取出四个因素（个人力量、生活欣赏、与他人的关系、新的可能性）。陈悦等^[36]在汶川地震灾民群体中对PTGI进行修订，提取出三个因素（个人力量、与他人的关系和具体改变）。

4.2   理论模型

目前探讨救援人员PTG现象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与受害者相同，尚未有针对性的理论来阐述救援人员群体的PTG现象。Tedeschi等^[26]提出的PTG模型描述了个体在创伤之后如何获得PTG，广为研究者接受。在经历创伤事件之后，个体原有的观念（如世界观、生活信念等）受到巨大的打击与挑战。创伤带来的痛苦迫使个体反复沉思，进行认知重构，以尝试改变不利的处境、痛苦的情绪。类似于PTSD患者的“再体验”症状，沉思最初大多是不由自主产生的。在经历了最初的痛苦的沉思之后，个体的关注点逐渐由创伤事件转到对自己生活与未来的思考，从而使得个体的认知图式产生一系列的变化。即个体对生活、对人性、对世界等一系列的基本观念产生变化。其中积极的、有意义的变化则被称之为PTG。

此外，PTG的理论模型还有Nerken^[37]的悲伤处理与成长模型，Mahoney^[38]的人类变化过程模型，Hager^[39]的混沌和成长模型等。这些模型一致的强调，成长是通过认知结构的重组和发展而产生的。Nerken^[37]强调悲伤的积极作用，认为如果要实现成长，个体悲伤过程中的积极要素如自我反思活动和意义创造是极其重要的。Mahoney^[38]认为变化是由经历创伤之后的心理不平衡状态引起的。而之所以产生积极的变化是因为个体有“人类独有的”成长潜力，这种积极变化是对意义的追求、建构和改变不利处境的结果。Hager^[39]则认为混乱和无序的时期是产生积极变化之前的成长过程中的必要部分。创伤经历导致个体现有的常规被打破，混乱中的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会自发的产生重组生活秩序、重构认知的行为，创伤导致现有世界观的崩溃往往是重建更有效的世界观的导火索。

5.   已有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5.1   已有研究的不足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深度解读以及对救援人员PTG现象的反思，发现救援人员PTG的内涵与特点均不同于受害者。救援人员PTG的研究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测量工具与理论模型上。一方面，PTGI不能良好的反映救援人员PTG内涵的丰富性，内容效度缺乏。另一方面，现有的理论模型难以揭示救援人员复杂的PTG过程，忽略了其职业性及过程性；缺乏研究探讨救援人员PTG随着时间、工作经历而产生的动态发展过程。

首先，在定量探讨救援人员PTG现象时，已有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测量工具是PTGI。然而基于对受害者的研究而开发的PTG五因素结构难以反映救援人员PTG的独特内涵。信效度验证所获得的较为一致的研究结果仅能证实PTGI在受害者群体中的适用性。PTGI在救援人员群体中的信效度并未有研究探讨，且缺乏针对救援人员PTG的测量工具。使用PTGI测量救援人员PTG的做法忽略了救援人员与受害者在PTG现象上的本质区别，难以对救援人员的PTG进行全面、准确的测量。

其次，前述PTG相关的理论模型都默认探讨受害者的PTG现象，未曾考虑到救援人员创伤经历的独特性，PTG过程的复杂性，PTG内涵的丰富性，不适宜于描述救援人员的PTG。救援人员的PTG可能有多次的成长变化过程，其PTG各方面的具体获得过程也可能因不同创伤情景中的不同感悟而有所不同，救援人员的PTG最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状态也难以得知。因此在探讨救援人员的PTG时，应更关注其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基于“过程性”构建与发展相应的理论来解释救援人员的PTG现象。

5.2   未来研究展望

对救援人员PTG现象的研究需要对其PTG内涵进行更为恰当的阐释，以促进理论与实践。首先，需要对救援人员PTG的内涵进行深度探讨。目前仅发现一篇文献定性探讨了参与新冠疫情救援的医务人员的PTG^[22]。救援人员包含多个具体的群体，具有较大的异质性，需要进行大量的定性研究，探讨在不同的救援人员群体中、在不同的救援任务情境下产生的PTG，深入分析救援人员PTG的具体内涵。同时也需要进行定量研究，通过因素分析的方法编制适用于救援人员PTG的测量工具，以客观、全面地对救援人员的PTG进行量化。其次，需要在充分考虑救援人员实际情况以及总结PTG现有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以深入的阐述救援人员的PTG现象，深度解释救援人员的PTG内涵与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发展PTG的理论研究。在深度探讨救援人员PTG静态内涵与动态过程的基础上，方能更好地促进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如救援人员PTG的形成机制、相关因素与职业性心理疾病的干预等。